很久、很久以前。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那时我才十八岁,刚进大学,对东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饼,家里担心便帮我找了宿舍。当然,费用也有关系,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但想到注册费、学费,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还是不好固执己见。

    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占地广阔,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大门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树龄一百五十岁,或者更多。站在树根处往上望,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

    道路绕过巨木,笔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纲筋建筑。很高大的宿舍。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

    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一楼餐厅和大浴室,二楼讲堂、集会室,和贵宾室。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中庭宽阔,草坪装有洒水器迎着阳光不停旋转。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六座网球场,设备齐全。

    这个宿舍的唯一问题(算不算问题依角度而定),在于它是由几位不明右翼财团所经营。从宿舍简介及住宿规则即可明白大概:“深入教育根本,培养国家人才。”这便是本宿舍的创设精神,而由认同此精神之多位财经人士戮力捐输所支持这是表面说法,里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则相当暧昧模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说是投机逃税,有说是藉设立宿舍的名目炒地皮,也有说只是纯粹牟取声名罢了。不管怎样,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我住在这个宿舍。右翼也好、左翼也好,伪善也好、伪恶也好,从日常生活水准来看,大致没什么差别。

    宿舍每日升起飘扬的国旗,作为一天的开始。当然配合国歌,国歌和国旗的关系形影不离,就像播报体育新闻时必定会播放进行曲一样。升旗台位于中庭,从每一间窗口都看得到。

    升旗工作由我住的东栋宿舍舍监负责。舍监是五十岁前后、体格魁梧目光锐利的斟梧男子;干硬发梢混了几根白发,晒黑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疤痕。据说出身中野陆军学校。其旁站着一个学生担任升旗助手。此人剃光头,永远穿学生制服,真正身分不为人知。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住哪一栋,也没有人在餐厅或浴室碰过他。到底他是不是学生,都没人知道。只不过从穿著制服看来像个学生而已。他个子矮小又白皙,和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正好相反。每天清晨六点整,就这么两人站在宿舍中庭,升起太阳旗。

    搬入宿舍初期,我经常从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每天清晨六点整,两人准时出现于中庭。穿学生服的抱着一个恫木箱。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提着一台soNY手提录音机。中舒陆军学校男子把音响置于升旗台下;穿学生服的打开桐木箱,箱里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国旗。穿学生服的将国旗交给中舒陆军学校男子。中野陆军学校男子将国旗系于旗杆绳,穿学生服的按下音响开关。

    (国歌)“君之代…”

    然后,国旗缓缓升上旗杆。

    “……细石般”,国旗升到旗杆半途,“之于……”,国旗终于升至顶端。此时两人抬起头凝视国旗,挺胸立正。在天气晴朗大风飞扬的日子,算是雄壮的一幕。

    黄昏的仪式大致和清晨相同,不过顺序倒过来。国旗缓缓从旗杆下降,收进桐木箱,国旗在夜里不飘扬。

    我不清楚国旗为何不在夜里飘扬?夜里,国家还是存在。许多人仍在工作,这许多人没有受到国旗的庇护,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或许没什么大不了,或许根本没人注意,只除了我-而我也不过是一瞬的想法,没什么深刻意味。

    原则上宿舍房间分配,一、二年级生两人一间,三、四年级生一人一间。

    两人一间的是有铝门窗、纵深约六张榻榻米的长方形房间。摆设简洁,两张书桌椅、两个两段储物柜、两个现成架子。架上多半摆着晶体管收音机、吹风机、冲泡咖啡或方便面的碗盆汤匙。灰泥墙有大头钉贴着花花公子的夹页海报,书桌摆着几本教科书及流行小说。

    男宿舍大抵很脏乱。垃圾桶有长霉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的空罐上积了十公分厚烟灰、杯子留着洗不干净的咖啡渍。地板上散置着方便面的薄纸、啤酒空罐。风一吹,地板便扬起灰尘。床底下塞着味道难忍的待洗衣物;定期晒被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每张被子都吸饱汗水和体臭。

    相较之下,我的房间相当清洁。地板光可鉴人,烟灰缸经常清洗,每周晒一次棉被,铅笔整齐摆在笔座里。墙壁上张贴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而非杂志夹页:我的室友有洁癖,他负责整个房间的扫除工作,连我的洗濯都代劳了,我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后,它就会自动消失于垃圾桶。

    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学。

    “我研究地、地、地图。”最初他这么告诉我。

    “喜欢地图?”我问。

    “嗯,将来想到国土地理院就职,制造地、地、地图。”

    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样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为了什么动机制造地图,我连想都没想过。而且连说“地图”两字都结结巴巴的人,却一心想进国土地理院就职,也颇为奇妙。他有时说话结巴,有时不会。然而,只要一提到“地图”,保证结巴。

    “你主修什么?”他问我。

    “演剧。”我说。

    “演剧就是演话剧吧?”

    “不一样。只是阅读和研究戏曲。鲁西尼、伊奥涅斯科、莎士比亚等等。”

    “我只听过莎士比亚,”他说,“其它都没听过。”

    其实我也几乎没听过,只是课程里有罢了。

    “因为喜欢才修的吧?”他说。

    “说不上喜欢。”我说。

    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脸,愈来愈深刻。我才知道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

    “我什么都可以读的,”我向他说明,“印度哲学也好,东洋史也好,都可以。不过偶然选了演剧,如此而已。”

    “不了解,”他说,“像我、我、我是很喜欢地、地、地图,才选择研读地、地图学。也因此才向双亲说明,要了钱,千辛万苦来到东京,但你好象不是。”

    他立场正确,我放弃向他说明。然后我们抽签,决定上下铺的床位,他抽到上铺。

    他永远穿著白色衬衫及黑色的西装裤。他身材高大、剃光头、颧骨高耸,上学一定穿制服,鞋子和书包都是黑色的,一眼看去就是标准右翼学生打扮,大家也这么认为。其实不然,他对政治可说完全不关心,因为选衣服麻烦所以才穿同色衣服。除了海岸线变化,或新凿铁路隧道以外的事,他一律不关心。而只要提到这方面的话题,他会花上一、两小时讲个不停,直到我不停打呵欠为止。

    他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君之代》国歌就是他的闹钟(可见升旗并非完全无用之举)。穿上衣服,走到浴室洗脸。他盥洗要花上极为漫长的时间,让人怀疑是不是把牙齿一颗一颗取下来刷。回到房间后,拉整毛巾绉纹,笔直挂在衣架上,将牙刷和肥皂放回橱柜。然后按下收音机开关,开始进行收音机体操。

    我属于晚睡且熟睡型,就算体操音乐响起我也可以睡。但只要他一开始跳跃,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怎么说呢,他每一跳跃(他实在是很会跳跃),我的头必定在枕头上下震个不停,根本无法入睡。

    “不好意思,”第四天,我开口了,“你何不到屋顶做收音机体操呢?你把我吵醒了。”

    “不行,”他说,“到屋顶上作体操,会被三楼的人抗议。这里是一楼,才不会吵到别人。”

    “那去中庭如何?”

    “也不行。没有收音机就听不到音乐,听不到音乐,体操做不好。”

    他的收音机是要插电的,而我的收音机虽有电池却只能听调频台。

    “那么,音乐开小一点,不要跳跃行不行?很吵呢,不好意思。”

    “跳跃?”他一副吃惊表情,“什么跳、跳跃?”

    “就是上下蹦蹦地跳。”

    “体操哪有这一部分?”

    我的头开始痛起来,很想算了。可是一旦说出口不能就此打住。我只好一面哼着NHK第一电台的收音机体操旋律,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给他看。

    “看,就是这个,难道不是吗?”我说。

    “是……是吧?确实有这一部分,我都没注意。”

    “所以,”我说,“这部分能不能省略?其它部分我还能忍受。”

    “不行,”他拒绝得干脆,“哪有省略一部分的?我已经做十年体操了,一做就会无意识地做到全部做完为止。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

    “那全部不要做好了。”

    “这不好吧,对人下命令的。”

    “嘿,我可没下什么命令。只想至少能睡到八点。就算早起,也希望是自然醒来,而不是被震动轰醒,了解吗?”

    “了解。”他说。

    “那怎么说?”

    “我们同时起床,一起做体操,不就好啦。”

    我放弃了,翻身蒙头大睡。他一日不缺,持续着收音机体操。

    每次提到室友和他的收音机体操,她就噗哧一笑。虽然我原意不是为了说笑话,结果自己也笑了。

    见到她的笑容,虽然只有一瞬。也久违了。

    我和她在四谷站下电车,沿着电车线路的士堤,往市谷方向散步。五月的周日午后,清晨的雨在午前就干了,低垂阴郁的灰色云朵被南风吹得消失无踪。轮廓分明的樱树绿叶在风里闪闪烁烁,阳光带来初夏的热意,人们脱掉上衣或毛线衣披在肩上。网球场上,只穿短裤的年轻男子挥击着球拍,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

    只有并生长凳的两位穿黑色长袍的修女在愉快地讲话,看着她们,才知其实夏季还早。

    走十五分钟就汗流浃背了。我脱掉厚棉衬衫,只穿一件T恤。她把淡灰的运动衣长袖卷到手肘部位,一件洗褪色的旧运动衣。似乎很早就看她穿著这件,不过也可能只是错觉。我常常有错觉,把什么都当成以前发生的事。

    “你喜欢和人同住吗?”她问。

    “不知道,还没很长的经验。”

    她停在饮水机前喝一小口水。从裤袋取出手帕擦嘴,蹲下来绑鞋带。

    “我看来像会喜欢吗?”她问。

    “和人同住?”

    “是的。”她说。

    “很多事会比想象来得繁琐,密密麻麻的规则和收音机体操等。”我说。

    “是。”她说,似乎在想什么,凝视着我。她的眼球不寻常地清澈。我不曾注意牠的眼球如此清澈,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像眺望着天空。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也就是……”她说着,眼神觑着我,咬咬嘴唇,垂下眼皮,“不知道,随便。”

    交谈终止,她打开脚步继续走。

    再遇见她,是半年后了。半年之间,她清瘦得快认不出来。原本是特征的圆圆脸颊变细长,印象里,她没有这么瘦骨嶙峋的,她比以往更加清瘦而绮丽。这点我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她并非有什么事来四谷。我和她在中央线电车偶然相遇,正好她和我都没特别什么事。“下车吧,”她说。我们在四谷站一起下电车。只剩两人时,我们却没什么话说。她为何邀我下电车,我也不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没什么话说。

    下电车后,她一语不发,脚步沙沙地快步前行。我追赶似地加快脚步,和她保持约一公尺的距离。我跟着她的背影走着,她时时转回头,朝着我说话。有些我答了,有些不知怎么答,也有些她根本听不到,也不在乎。她说了自己想要说的话之后,只管默默前行。

    我们在饭田桥右转,从皇后崛道走出来,通过神保町十字路口、御茶之水斜坡,绕过本乡,沿着东京陆上电车线道走到驹迅。颇有一段路程。走到驹迅时,已接近黄昏。

    “这是哪里?”她问我。

    “驹迅。”我说,“兜了一圈。”

    “怎么走到这里?”

    “妳走的,我只在后面跟着。”

    我们走到车站附近的荞麦面店,点了定食。从点餐到吃完,都没有说话。我走得浑身疲累,她一语不发,陷入思索。

    “妳体力不错。”吃过面后,我说。

    “意外吗?”

    “嗯。”

    “我中学还是长跑选手。而且我父亲喜好爬山,从小每逢周日都登山,所以脚劲还不错。”

    “看不出来。”

    她笑了。

    “送妳回家。”我说。

    “谢了,”她说,“我回去没问题,不必介意。”

    “我没关系的。”

    “真的不用,我习惯一个人回去。”

    其实她一说,我倒松了口气。电车到她住处要花上一个钟头,这期间,两人并肩默然坐着可不好受。最后她一人回去了,我代以付了饭钱。

    “哦,也许我们,不麻烦的话还能见个面?当然并没有特别非如此不可的理由。”道别的时候。她说。

    “完全不需要理由呀。”我吃惊地说。

    看到我吃惊的表情,她稍微脸红。

    “我不会讲,”她吃力地,把运动服的袖子推到手肘又拉下来,手上的汗毛映在电灯下染成金黄色,“没有存心要讲什么理由不理由的,原本意思不是这样。”

    她手靠在桌上,闭上双眼,思索更好的说法。然而并没有更好的说法。

    “我不介意。”我说。

    “我怎么都讲不好,”她说,“都是这样的,真的是讲不好。每当想说什么的时候,一直都是不同的意思冲出喉咙。或者不同意思,或者完全相反。为了要修正前面说的话,又常让场面更加混乱。好象自己身体分成两部分,围着一根柱子互相追赶,正确的意思总在另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我,永远追赶不上。”

    她两手放在桌上,凝视我的眼睛。

    “我说的,你明白吗?”

    “谁多少都有这种时候吧,”我说,“谁都有没把握正确表达,而感到不安的时候。”听我说完,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根本不是这样。”她说,再也没说什么。

    “我不介意再见面。”我说,“反正我一直有空。一人转来转去,还不如像这样健行来得有益身体。”

    我们默默分开。我说再见,她说再见。

    初次认识她,是在高二的时候。她和我同样年纪,念有名的教会中学。我们认识起因于我的好友-她是他的女朋友。他们从小学就认识,两人的家距离不过两百公尺。

    就像大多的青梅竹马,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交往丝毫不觉该有隐密性,经常到对方家里玩,和对方家人吃饭。我和我当时的女友曾和他俩一起玩,结果往往变成只剩下我和他和她三人,而我的女友则消失无踪。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样才好,从立场看来,我是来宾,他是主持人,而她是他的体面助手兼女主角,就这么回事。

    他社交最在行,表面一副潇洒嘻笑,内在却十分诚恳。他是个能够洞彻时机,适时切入笑语的聊天高手。他俩常聊些轻松的笑话热络场面,每当他或她有一方沉默,另一人就立刻接上话,他可以在不怎么有趣的对手的话中,迅速找出好几个有趣部分。和他聊天时,我时常沉浸在自己原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的错觉。

    但是一旦他暂时离席,我和她马上陷入冷场,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事实上,我和她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大抵什么也没说,不是把烟头往桌上烟灰缸按熄,就是静静喝一口水,等待着他回座。而只要他一回座,有趣的话题就马上就恢复。

    在他的葬礼三个月后,我只和她见过一次。刚好有事,所以约在咖啡馆,事情讲完就没话说了。我试着找话题,却半途而废,加上她谈话方式十怪异-她常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突然生我的气。然后我和她分开。

    或许她会生气是因为,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人,不是她,而是我的缘故吧。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不恰当,但我可以了解她的感受。如果可能,我会很希望为她改变当时的情况,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旦发生了,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

    五月某个午后,我和他在放学途中(正确的说法是逃课途中),到弹子房打了四周弹子。我赢了最初一周,后面三局他赢了,按规矩我付了撞球钱。

    当夜他死在车库里。日产三六O跑车的排气孔,接上橡皮管塞进车内,车窗间隙用胶布牢牢贴紧,然后打开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会花上多少时间。反正等到去亲戚家探病的双亲返家时,他已死了。车上收音机开着,雨刷上还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没有遗书,也想不出自杀动机。由于我是最后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笔录。“他没有特别奇怪的举止,和平常完全一样。”我说。大抵准备自杀的人,不会连续打胜三局弹子吧,警察因此对他和我都没有好印象。他们也不认为逃课去打弹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杀下场是很稀奇的事。报纸登了一小段记载,不久,事件了结。红色日产三六O跑车被卖掉了。有一阵子,教室里他的座位上,经常摆着一束白花。

    斑中毕业来到东京,我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绿绒面弹子台、日产N三六O红色跑车、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火葬场斑耸烟囱冒出的烟雾、派出所笔录室里的巨大文镇,全都摒弃脑后。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干净。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残留,随着时光流逝,这空气般的残留隐然成形,成为一种具体而单纯的东西。如果我把它换成言语,是像这样的话:

    死并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换成言语后,竟成为一种可厌、平凡、老套的说法。但我那时并无法以语言表达,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气般存在体内,存在那块文镇里。存在弹子台上那并排的四粒弹珠里。我把这种叫做死亡的东西,像灰尘般吸入肺里存活着。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确实会在某种时候逮住我,但反过来说,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过。”这是逻辑上的推理-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自从友人死去那晚,我已无法再同意,死只是单纯在该死之时而来。死并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于我体内,成为无法从脑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个五月的夜里,把我的十七岁友人远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现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时,我曾苦思过,而苦思是很困难的作业,至少对当时十八岁的我而言,经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协的观点,是十分艰难的。

    从那时以来我每月一次或两次和她约会。大概可以称约会吧,想不出更好的说法。

    她上东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洁、名声良好的女子大学。她的住处离学校走路不超过十分钟,沿着路边有清凉的水沟。她好象没交什么朋友,除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以外,很少开口。因为她没有特别说什么,我也几乎没话讲。见面时,我们只是随便走走。

    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进展。暑假过完时,她已十分自然地靠着我走路。我们并肩走着,上坡、下坡、过桥、过马路。我们不停地走,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也没有特别要做的事。走了一阵子,进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再继续走。宛如一张一张幻灯片,一个又一个季节过去了。秋季来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榉枯叶铺盖了一地,穿上毛线衣可以闻到新季节的气息,我买了一双新鞋。

    秋季终了,冷风吹起的时候,她的身体已习惯靠着我的手腕。隔着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觉她的气息。但也只有如此,我双手老插进外套口袋,一成不变地走着。我们的鞋底听不到脚步声,只有踩在悬铃木的枯叶时,才发出干燥的声响。她要的,并非抓着我的手腕,而是谁的手腕。她要的,并非我身上的温热,而是谁身上的温热,至少我是这么想。

    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种无处可去的透明感。她时时没来由地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一层悲哀。

    每当她打电话来,或周日一早我出门约会时,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当我在谈恋爱。我没想说明,也没说明的理由,闲言任它去。我每次约会回来,一定有人提,到底上床了没啦。嗯,嗯,我一直这么响应。

    我如此度过我的十八岁。太阳上升、夕阳落下、国旗上升、国旗落下。在周口里,我和亡友的爱人约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此后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读戏剧课程里的克罗德、拉赛尔、艾杰修汀,他们都在书里。也另存在于书里。我几乎没有朋友,宿舍里认识的也只是几个。我一直在研读,大家都以为我想成为小说家,而我一点都没有想当小说家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想。

    好几次,我和她谈到这种心情,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达的。但我并不很会讲,如前所述,我经常在思索正确字眼,而正确的字眼却停留于完全无法触及的闇黑里。

    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有时她三个礼拜没来电话,有时连续两周来电。而我总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厅椅子上等待她的电话。周末夜学生多半去玩了,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我总是坐在沉默的空间里,凝视着空气中漂浮的光粒子,挣扎着想看清自己。每个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体,我却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气之墙。

    那个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圣诞节我送她喜欢的亨利.曼西尼《dearheart》唱片当礼物。我以圣诞专用的圣诞树图案包装纸和粉红色丝带包好礼物。她为我打了一双毛线手套,指头稍短了点,不过还暖和。

    她圣诞节没有返家,新年期间,我到她住处吃饭。

    那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月底,室友发高烧四十度,昏睡了两天,我和她的约会因此泡汤。他一副快死的模样,我可不能放着不管。除了我,好象也没有其它人照顾他。我买冰块,放进塑料袋里做冰枕,用冰毛巾为他擦汗,每隔一小时测一次体温。他发烧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却完全没事般地霍然起床,体温下降到三十六点二度。

    “奇怪,”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发过烧。”

    “你还是发烧了。”我说着,拿出我那两张没有去的音乐会招待券给他瞧。

    “还好,只是招待券。”他说。

    二月,下了几次雪。

    二月底,我为一点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对方的头撞到水泥墙,还好没造成很大伤口。我被叫到舍监室听训,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觉越来越坏。

    我十九岁,升大二。当了几科,成绩几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则全科通过,顺利升上二年级。季节又循环了一回。

    六月,她二十岁了。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已二十岁。对我,对她,我们的年纪总在十八和十九岁之间。十八再来是十九,十九再来是十八-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确实已二十,接下来的冬天,我也二十岁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远十七岁。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买蛋糕,搭电车到她住处。电车很挤又晃得厉害,我来到她的住处时,蛋糕已像罗马遗迹般崩溃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插了二十根蜡烛、点了火柴、拉窗帘、关电灯,毕竟还有点生日气氛。她开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们简单用餐。

    “二十岁了,有点好笑。”她说。餐毕,我们收拾餐具,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两杯。

    那天她难得说了许多话。小时候的事、学校里的事、家庭的事,绵密而又异常细腻。她谈着A的时候,不知何时又涵括了B。不久从B却又谈到C,不停接下去,没有终止。我试着打岔,毕竟放弃了。我放唱片,放完之后,又放下一张,全部放过一遍,又回到最初一张。窗外雨下着不停,时间缓慢流转,只有她一人不停说话。

    时针指到十一点,我真的开始不安。她已连续四个小时说个不停。回家的最末班车时间也快到了,我不知道该怎办。让她尽情说完呢,还是伺机打断?我有点困惑,她实在说了很多很多话。

    “太晚了,不好意思,但也该走了,”我说,“我们再连络吧。”

    不知有没有听到,她停了一下,却又开始说话。我只好点燃香烟,既然如此,还是让她说个够,再来只好看着办。

    但是她终于说停了。我一下警觉到停的时候,她已经说完了。话头像被拧掉一般,飘浮在半空。正确说来,她的话并没完,而是突然消失了。虽然她想继续,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好象话在哪里掉落了。她嘴唇微张,茫然凝视我,她的视线彷佛隔着不透明薄膜,我警觉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

    “我不是存心想打断,”我小心地,“但时间也迟了,而且……”

    她眼眶溢出了眼泪,不到一秒便滚下脸颊,掉落在唱片封套上。泪水一决堤,就无法停止,她两手靠在床上,呕吐般哭泣。我伸出手,轻触她的肩。她身体微弱地颤抖,我几乎直觉地抱紧她,她靠着我,无声地哭泣,呼出的热气和着眼泪濡湿了我的衬衫。她的食指像找寻什么般,在我的背上彷徨地摸索。我左手支撑她的身体,右手轻抚她的细发。很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等待她停止哭泣。她始终没有停止哭泣。

    这晚,我和她上床了。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真的很久没有和女孩上床了。而她是第一次和人上床。我试着问,为何没有和他上床……这问题实在是不妥,她没有回答。她的手离开我的身体,背对我,眺望窗外的雨。我看着天花板。吸着烟。

    天亮时,雨已停。她背对我睡着了,或许她一直都醒着,然而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如同以往,沉默将她完全包覆。我一动也不动望着她白皙的背,最后放弃,我从床上起来。

    宛如时间突然停止。地板上散置着昨夜的唱片封套,桌上剩下一半崩溃的蛋糕,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墙壁上贴着月历-没有摄影或绘画,只有数字的月历。月历是空白的,没有写字,也没有标示任何记号。我捡起落到床下的衣服。衬衫的胸口还冷冷湿湿的,凑近脸闻,仍可以嗅到她的头发气味。

    我在书桌上的纸条本上写了“希望最近打电话连络”的字条。走出房间,悄悄关上门。

    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电话打来。由于她的住处不帮人接电话,我写了很长的信。我尽可能照实表达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很多事。虽然努力想弄清楚,却徒费时间。随着时间经过,到底自己身处何方也没搞懂。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去想太深刻的问题。想得太深刻时,世界变得很不真实。而结局多半只是把周遭的人推向某处,而我一点都不想把别人逼到角落。很想见妳,但是如同前述,到底是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像这样内容的信。

    七月,回信来了。很短的信。

    ……我决定休学一年。暂时是这样,便我不认为会再回学校了。所谓休学,不过是手续的问题。明天就要搬家了,好象很匆促,其实是很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事。虽然几次想找你谈谈,还是做不到。和人说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发生了很多事,请不要介意。无论发生了什么,或者没发生什么,结局应该都是如此。或许我这么说会让你受伤,如果是这样,很抱歉。我想说的只是,不要为了我而责怪自己,或责怪其它的某人,这些我都应当自己全部承担的。我曾让你感到困惑,不过这也是……这也是极限了。

    听说京都山中有不错的疗养院,并不是医院,而是可以让人自由行动的设施。总之,想先到那里安静下来。琐碎的余事,容或有机会再写。这封信写得不好,虽然我已重写十遍。这一年,有你相伴,我真的是……真的是说不出的感谢。请务必相信……我无法再说什么了。你送我的唱片,一直细心听着。说不定还能,在这不确实的世界里,我们说不定还有相遇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再谈。

    再见

    她的信我反复读了不下上百遍。每一次重读,总有禁不住的悲伤袭上心头。一如被她凝视时,所感觉的那种哀愁。我无法把这样的感觉带到任何地方,或者把它结束。那是如风一般,毫无轮廓,也无重量可言的感觉,我甚至无法将之保留在自己身上。风景在我眼前缓缓倒退,周遭人们的谈话,根本无法到达我的耳际。

    周末夜里,我不变地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听任时间流过。没人打电话给我,我也没想打电话给任何人。除了在那里坐着,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总是打开电视,假装看着棒球转播,凝视自己和电视之间的一层恍惚的空间,我把那空间分成两部分,把分开的部分再分成两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动作。最后我做成一个可以存放在掌心的,极小的空间。到了十点,我关闭电视回到房间,上床睡觉。

    月底,室友送我一个即溶咖啡的空瓶。瓶里放着一只萤火虫、一片草叶、和一点点水,瓶盖穿了几个流通空气的洞。很久没有靠近瞧萤火虫了,当周围明亮时,牠看起来只像水边的小黑虫罢了,但仔细瞧,确实是一只萤火虫。每当萤火虫尝试攀上光滑的坡璃瓶壁,就不断跌下来。

    “在院子抓的,大概是从附近大饭店的庭园不小心飞到我们这里。”他一边将衣服和笔记本塞进背袋一边说着。暑假已放了好几周,留在宿舍里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个。我不想回家,他则是有实习科目,不过实习一完,他也要回家了。

    “送给女孩子不错,一定会恨高兴。”他说。

    “谢了。”我说。

    黄昏的宿舍悄然无声,国旗从旗杆降下。餐厅开了灯,因为学生人数减少,餐厅只开半边的灯。关掉右半边,只开左半边,空气里传来晚餐的气味,奶油汤的味道。

    我拿着装萤火虫的空瓶,来到屋顶。屋顶没有人影,晒衣绳挂着一件忘了收的白衬衫,像蛇的蜕皮般在晚风中飘摇着。我走到角落生绣的铁梯,爬上蓄水塔。圆形的蓄水塔,白天里吸饱了太阳的热量,现在还温温的。我靠着狭小的栏杆坐下,眺望天际,缺了一角的明月浮现眼前,右手边是新宿的街道,左手边是池袋街道。汽车行列的头灯,宛如鲜亮的河流巡行一条又一条街道。城市的声音柔和地混合,云朵般飘浮在街道的上空。

    瓶底的萤火虫发出微光。但那光芒太过微弱,颜色十分浅淡。记忆里,萤火虫光芒似乎应更加明亮,在夏夜的黯异中晶亮地飞舞才对。

    也许萤火虫已奄奄一息吧。我抓着瓶口稍稍摇晃,萤火虫被瓶壁碰撞几下之后飞了起来。然而光芒还是一样微弱。也许只是我记忆的缘故,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萤火虫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光亮也许在我记忆里,四周应更加黑暗才是。究竟,最后一次看到萤火虫是在何时?在我记忆里,只有暗夜里的水声。砖瓦筑成的水闸。以轮子旋转开闭的那种水闸。岸边浓密的牧草覆盖了河流,周遭十分黑暗,在水闸的水溜处,有上百只的萤火虫飞舞。点点汇聚的黄色光芒,宛如燃烧的火药般映照水面。到底是何时的事?还有,在哪里?想不起来。眼前、过去,时间前后混乱。我闭上眼,深呼吸,整理自己思绪。我初次在日落以后攀上这座水塔。风的声音清晰可闻,轻吹的风,却在我的身上留下强烈的痕迹。我紧闭双眼,一如记忆里的当时,溶入夏夜的黑暗之中。时间缓缓经过,夜色终于包覆了大地。都市之光再怎么强调其存在,夜色仍将全部带走。我打开瓶盖,放在蓄水塔边缘,等待萤火虫逸出。萤火虫彷佛没有把握置身何处,踉踉跄跄在瓶身绕一圈,稍停在墙上剥落的油漆上。一下往右摸索前进,一下往左转,像要确定什么似的,萤火虫花了好长的时间爬上钉帽,静静蹲踞着,彷佛停止气息般,动也不动。我靠着栏杆坐着,静静凝视着萤火虫。很长的时间,我们静止不动。只有风在我俩之间,河流般地穿梭而过。榉木叶子在黑暗里互相摩挲。

    我一直等待。

    过了许久,萤火虫起飞,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开始展翅。像找回失去的时间一般,在蓄水塔边缘描出一道弧形,稍事停留在风微弱处,一瞬间,穿过栏杆,漂浮于夜色的闇黑,朝东飞去。萤火虫飞走之后,那光线的轨迹在我的心中长期留存。闭上眼睛,厚密的黑暗之中,微微的光芒宛如无处可去的游魂,徘徊不已。黑暗中,我几度尝试伸出手指,却什么也接触不到。一丝微弱的光芒,永远停在指尖的稍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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