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盲柳入眠的女子

    闭眼深吸一口气,闻到风的味道,像果实味道的风。光滑的果皮、丰润的果肉、颗粒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种子有如打出的散弹,柔软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肤,留下鲜锐的痛楚。

    对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久没有的事了。长期住东京,我已完全忘记五月的风,那种活生生的奇妙感觉。即使痛楚的感触,也会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肤内的某种痛彻骨髓的寒冷,也渐渐被忘记了。

    我就是如此-对于吹透在这条斜坡上,丰腴初夏的风-想向表弟说明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才十四岁,从来没离开这块土地。对末曾经验失去的人,说明失落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懒腰,左右摆摆头。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脑里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种轻微酸痛的物质。

    “嗨,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总是抬头看着我说话。

    我望着手表,“十点二十分。”我回答。

    表弟将我的左腕抓到自己面前,看着表面文字。数字从反面看,稍需一点时间。然后,他放下手腕。我再看一次着手表,还是十点二十分。

    “手表,准确吗?”表弟问。

    “准确。”我说。

    他再一次拉过我的手腕看着表面。他的指头滑滑的,比外表看起来有力。

    “这个手表很贵吗?”他问。

    “不贵,很便宜。”我说。

    他没有响应。我望着表弟,他嘴唇稍稍张开,呆望着我。从唇间可看到白色的牙齿,彷佛退化的骨头。

    “很便宜啦。”我对着表弟的左耳大声重复道,“有时,便宜的反而准确。”表弟“嗯”地点头,开着嘴。我从口袋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火。表弟右耳失聪。小学时,右耳被球击中,从此听不见了。不是那种完全听不见的耳聋,而是隐约听得见的状况。有时可以听清楚,有时听不清楚,有时两边耳朵都完全听不见。根据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的说法,这是属于一种神经症。因为耳朵两侧神经平均分配,右耳的沉默,经常压溃左耳收到的声音,最后,沉默控制了全部的听觉。

    我想他的失聪,与其说是外伤,不如说是心理因素。当然真相如何我不知道,在这八年间,他四处求诊的医师们也不知道。

    “手表并不是越贵越准确,”表弟说,“我有一个很贵的手表,很不准确。后来不见了。”

    “嗯。”我说。

    “表炼有点松,不知不觉就掉了。”

    他将左手举到空中。

    “买不到一年就去了,就不再买给我了。从此我都没有手表。”

    “没有手表不方便吗?”我衔着烟问。

    “什么?”表弟说。

    “会不方便吗?”我把香烟拿在手上,重新问一遍。

    “也不会,”表弟说,“不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又不是住在山里,问人就可以知道时间了。而且是我自己把手表弄丢的,不是吗?”

    “是吧。”我笑着说。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六分。”我说。

    “公车几分会来?”

    “三十一分。”我答。

    他沉默一会,我把剩余的香烟吸完。

    “戴着不准确的表走路也是很累的。有时没戴表反而好,”表弟说,“但我并不是故意丢掉的。”

    “嗯。”我说。

    表弟又沉默了。

    我知道,我应该更亲切多和他说话,谈谈各种话题才好。但到底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三年没看到他了。三年之间,他从十一岁变成十四岁,我从二十二岁变成二十五岁。这三年间,我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事情,经过一件件检点,我发现可以和这个少年说的好象一件也没有。但是每次我说话停顿不前,少年就会以悲哀的眼神望着我,用心将健全的左耳倾向我。看到表弟这样的表情,总是使我坐立不安。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九分。”我说。

    公车终于在十点三十二分到来。

    跟我念高中时的通学公车比起来,这条路线的公车变得更新型了。驾驶座过大的窗玻璃有如除去机翼的轰炸机。为了确定起见,我细心阅读公车站牌号码和行程路线表。不错,没问题。公车呼地停下来,打开了后面的自动车门。我和表弟以为是前门会打开,只好赶紧跑向后门,总算踏上梯阶。已经过了七年,真的是改变很多。

    公车里比想象还拥挤。虽然没有乘客站着,却没有让我俩可以坐一起的位子。所以我们干脆站着,因为路程并不远。头一次看到这条路线的公车在这时间有这么多乘客。公车是循环路线,从地铁车站开始环绕山手线道路,然后又回到同一个地铁车站。沿线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景物。除了早晚搭乘的人潮,一直是最多只有两、三位乘客。

    但毕竟那只是我读高中时的情况,现在应该有些改变,才造成早上十一点也客满,和我无关就是了。

    我和表弟站在公车最后方,各自抓着车上的拉环和支柱。公车好象刚启用,装潢很新。金属部分没有尘埃,座位的绒毛也很干净,新机械特有的气味飘在空气中。我观察一遍,开始瞧着贴在车内的广告。不是喜宴场所、中古车广告,就是家具店等,地方性的店铺广告。还有婚姻介绍所、租借礼服店等广告。

    表弟又抓我的手腕看时间。为什么他这么关注时间,我不太理解。其实并不急,也没有必须马上办理的事。医院预约时间是十一时十五分,大约还有三十分钟,时间充裕。

    我把手表的表面朝向表弟,让他看个够。然后收回手腕,阅读贴在驾驶座旁的车资表,准备零钱。

    “一百四十圆。”表弟算了一下,“到医院那一站,对吗?”

    “对。”我说。

    “有零钱吗?”他担心地问。

    我把手上的零钱放在表弟手上。表弟仔细选了百圆、五十圆和十圆硬币,确定刚好两百八十圆。

    “一共有两百八十圆。”他说。

    “拿好。”我说。他点点头,左手紧握零钱。我看着车窗的风景,一幕幕眼熟的景色。虽然多出了几间新公寓、住屋和餐厅,大致上,街道的变化并没有超乎想象。表弟虽然和我一样看着车外风景,他的视线像探照灯一般移来移去,并没有固定的焦点。

    公车连续经过三个站牌。我忽然注意到车内飘浮某种奇妙的气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说话的声音。有点奇妙的是,一种单一的调子。这么多乘客应该不至于同时间一起说话;没有人特别大声说话,而是众人的声音彷佛从同一个来源,像被风吹成的雪堆一样凝固。那种音调对听觉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刺激。

    我抓着拉环,旋转一下身体,假装不经意地浏览一番车内的乘客。我们的位置几乎只看得到乘客的背后,一眼望去,并没异样的感觉。相当平凡的客满公车。车子很新,并没有很特别的乘客。会不会是我的错觉?

    我的四周坐着七、八个老人,正以细小声音各自说着话。有两个是女人。虽然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但是从他们十分亲密的说话语气看来,可想而知,他们在讲一种只有他们才懂的微妙话题。他们年龄约从六十岁到七十岁,每人都带着塑料制或帆布背包,各自放在膝上或挂在肩上。看起来要去登山。每人胸前还以安全别针配着一小块蓝色丝带。都穿著休闲服和运动鞋。从运动鞋磨损程度看来,是经过长期使用。一般老人这样的装扮,总会令人有一种不调和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却搭配得很妥当。

    奇怪的是,我记忆所及,这条公车似乎没有开往任何登山路线。公车爬上斜坡,穿过长长的住宅街,经过我读的高中,经过医院,绕一圈往下驶。并没有特别开往登山口。公车到达地势最高处,是一片新兴社区,也就是道路的尽头。他们可能要去哪里呢,我想不出来。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老人们搭错了公车。虽然不清楚他们在哪一站上车,但这一带往山上缆车站的公车有好几条线,搭错路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是,说不定公车路线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变更了。说不定这种可能性更高。因为我已经七年没有搭过这条路线的公车,老人们应该不会不小心搭错车才对。这样一想,我忽然不安起来,突然觉得车窗的风景和往昔不太一样。

    这时,表弟仍盯着我。

    “在这边等。”我低头对着他的左耳,“我马上回来。”

    “怎么回事?”他露出不安的表情。

    “不要紧,我去前面看一下停靠站,就来。”

    我穿越车内信道,走到驾驶座后方,察看印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

    我先确认“28”号公车路线,找到我们搭乘的地下铁车站的站名,然后沿着路线一站站回溯,都是些熟悉的站名,路线完全和以前一样。我通学的高中名称、医院、大型国民住宅,公车就在那里回转驶下斜坡,以同样的路线返回。没错,是他们弄错。我松一口气,摇摇头,回到表弟站着的地方。

    这时我终于明白支配整个公车奇妙气氛的原因。除了我和表弟之外,公车乘客都是老人。他们背着登山背包,胸前都别着蓝色丝带。几个人正兴奋而焦躁地喃喃说话。我握着支柱茫然望着他们。约四十个老人,气色不错,背脊挺直,脸色红润,有点非现实的奇妙感觉。也许那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一群老人包围的经验,所产生的错觉。大概是吧。

    我从车上信道返回车后。椅子上的老人只顾讲着彼此的话题,没人留意我的存在。我和表弟是车内唯一的异类,但好象谁都没有察觉,或许根本没人注意。

    隔着信道,坐着两个身材小巧穿著洋装的老太婆,伸直两脚挡着信道。两人都穿很小号码的白色网球鞋。她们两只脚像波浪般上下缓缓摇晃。为什么两人要这样晃,我不清楚。也许没什么特别的意味,只是这样好玩罢了。说不定是登山前的暖身运动。我避开挡着信道的两双网球鞋,返回车后位置。

    看到我表弟才松了一口气。他右手拉着拉环,左手紧握零钱一直在等我。老人们彷佛只是围绕他身旁的一团模糊影子。不过在他们的眼里,像一团模糊影子的,也许是我们吧。我忽然想,对他们而言真正活着的是他们,我们两个才是幻觉。

    “这班公车没错?”表弟不安地问。

    “当然没错,”我保持自若,“我高中每天都搭这班车,不会错。”

    听了以后表弟才安心。

    我没说什么,只是让拉环支撑着体重,一边望着老人们。他们皮肤都晒得很黑,包括了后颈部。而且无例外的身材都很瘦。团体里没有掺一个肥胖的老人。男的大多穿法兰绒登山装,女的穿素雅的洋装。

    他们属于什么团体,我猜不出来。也许是登山团体,也许是参加野餐健行活动。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老人,气质和打扮都实在太相似。有如从某种抽屉里被拿出来摆在一起的样品。他们的容貌、体态、讲话方式、服装喜好,都很相似。并不是说没有个人特征。老人们还是有个别的强烈存在感。他们都很健康、血气充沛、皮肤晒黑。每个人都很清洁,动作也俐落。只是存在他们之间,却仍有某种共同的调子。大概是社会地位、想法、行动方式、教养等等所混合起来。彷佛有一种微小的耳鸣正支配着车内,不是那种让人不愉快的,而只是某种奇妙的耳鸣。

    他们搭这辆公车去哪里?我很想问坐对面的老人,问他们要去哪里。又觉得这种想法似乎多余,又打消念头。老人们属于某正当的团体,应该没搭错公车。而且就算搭错,循环路线绕一圈后还会回到原来地点,似乎无需我管闲事。

    “这次治疗会不会痛?”表弟似乎有点忧虑。

    “不知道。”我说。

    “你有没有看过耳科的医生?”表弟问。

    我想想,不记得自己曾看过耳科医生。我看过很多医生,唯独没看过耳科,无法想象医生如何治疗耳疾。

    “以前看会痛吗?”我问。

    “也不是,”表弟说,“偶尔会痛。医生塞东西在耳朵里,还有洗涤耳朵时,会痛。”

    “这次大概差不多吧。你妈妈说这次治疗方式应该不会改变很多。”

    表弟叹口气,抬头望我,“治疗方式和以前一样的话就治不好了,是吧?”

    “不一定,”我说,“这种事很难说。”

    “就像拔软木塞一样?”表弟问。我看表弟一眼,他不像在嘲讽我。

    “对象不同,感受也不同。稍微不一样的手法,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不要轻易放弃。”我说。

    “我不是说想放弃。”表弟说。

    “只是烦?”

    “嗯,”表弟说,“而且有点怕。真的,我不喜欢痛。其实和真的痛比起来,想象的痛更辛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当然,”我说,“一般人都是这样。”

    他右手抓着拉环,左手小拇指放在嘴里经咬,“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到别人痛,就想象着别人到底有多痛。可是这样的想象,和那人真正经验的痛觉,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不会讲。”

    我对表弟点头。“疼痛是最个人了。”

    “到目前为止,你最痛的经验是什么?”表弟问。

    “我?”我稍微有点吃惊。我没有想过会被人这样问。痛?

    “身体的疼痛吗?”我问。

    “是吧,”表弟说,“实在没办法忍耐的那种。”

    我两手抓着拉环,茫然望着车外风景,思索着。

    痛?

    我发现在我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痛的记忆残留。当然我有几次骑脚踏车跌断牙齿,也有手掌几乎被狗咬穿的经验。但却都没有留下真实疼痛的印象。我摊开左手找寻狗咬的痕迹,伤痕好象消失了。随着时间经过,忘得真干脆。

    “想不起来。”我说。

    “可是经验应该很多吧?”

    “是,”我说,“活得越久,痛的次数越多。”

    表弟耸肩思索。“我不想长大,”他说,“我不想经历各种不同的痛。”他左耳倾得高高的,凝视着车上的拉环,活像一个盲人。

    那年春天,发生了各种厌烦的事。我辞去工作两年的公司,离开公司后,回到家乡。本来想办完事马上回东京找新工作。但在家里过着悠闲除草、修筑篱芭的日子以后,突然兴味索然,不想回东京了。故乡街道已没什么魅力。我在港口眺望轮船、呼吸海风,逛昔时路过的店铺,其它再也没有可做的事。以前的朋友都不在了,街道失去了往日的感觉。眼前呈现的街道宛如一张厚纸板剪成的美工作品。也许是我的年纪增加,但也不完全如此。正因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不回东京了。我花了一整天除清庭院杂草、躺在屋檐走廊看书、修理烤面包机,每日这样过着。

    正在无事过日,姑妈正好来我家,提到要把表弟转到新的医院,问我有没有空,在刚开始时带他去几次。医院就在我以前读的高中附近,路途还算熟悉。而且我也有空,就答应了。姑妈想到我可能会请表弟吃饭,给我不少零用钱。大概是顾虑我在失业中吧。多给不妨,我就接受了。

    把表弟转到新医院,主要是因为,目前为止看病的医院几乎没有治疗效果。他失聪的幅度比以前更大。姑妈埋怨医生,医生归咎他们自己的家庭环境问题,所以吵架了。

    谁都不期待转到新医院后,他的听力能突飞猛进。周遭的人们对他的耳朵-虽然嘴里没有明说-几乎完全放弃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我和表弟并不是从以前就感情好。虽然我们两家住不远,大概年纪差距很多,我们并没有特别往来。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开始把我和表弟看成一对。他会自然把耳朵对着我,我也很疼爱他。为什么有这种印象,我一直没有想到适当的理由。我和表弟之间,其实应该没什么共同点。

    现在看着他倾斜头部,将左耳朝着我的神情,却让我受到某种感动。就像曾经听过的雨声,他的障碍造成某种夸张的举动,和我的身体紧紧结合。亲戚们把我和他看成一对的原因,我似乎明白了。

    “你什么时候回东京?”表弟问。

    我一副肩膀酸痛般地耸耸肩,摇头说,“嗯,什么时候好呢?”

    “好象不急?”

    “不急。”我说。

    “辞职了?”

    “辞职了。”

    “为什么呢?”

    “有点烦。”我说着笑了。

    表弟虽不解,也跟着笑了。换另一手抓着拉环。

    “你会担心没有钱吗,没有工作?”

    “久了就会吧,现在还好。我有储金,辞职的时候也领了一些钱。暂时还好。担心没钱,就再找工作好了,眼前先悠闲过日子。”

    “不错嘛。”表弟说。

    “是不错。”我说。

    公车内维持持续不断的说话声。公车过站不停。驾驶每经过一站都喊出站名,但谁都没有按下停车铃。没人对站名感兴趣,也没有新乘客上车。公车在无信号灯的坡道上缓缓行驶。道路很宽,路面平滑,虽然车子绕来绕去,却几乎没有摇晃震动感。每当公车转变方向时,初夏的凉风就从车窗吹进来。老人们只顾聊着他们之间的话题,无视于车外风景。凉风撩拨着老人们的头发、帽檐、围巾,他们也不在意。他们是完全安安心心坐着公车。

    公车通过第七或第八站牌,表弟开始露出不安的神情。

    “还没到吗?”

    “嗯,还没到。”我说,窗外的风景都很眼熟,我没有感觉不安。新颖的大型公车宛如狡猾的动物,紧贴着柏油道路闷声不响,沿着坡道行驶。

    表弟望着我的手表。表弟看过以后,我也看一眼手表。十点四十分。沉稳的街道,几乎看不到车子或人影。刚过上班的拥挤人潮,又是主妇们上街购物前的缓冲期。社区显得十分安静,公车几乎不停地穿过街道。

    “要到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吗?”表弟问。

    “不,”我说,整理一下头发,“没有打算。为什么问?”

    “只是想想罢了。”表弟说。

    “你听谁说了?”

    表弟摇头,“上班的话也不错。你就会一直留在这里,而且我们家确实缺人手,大家都会很高兴。”

    驾驶员又报出站名,还是无人响应。公车没有减速继续往前经过站牌。我抓着拉环,眺望着很久不见的街道。胃底有一种沉积了许多空气的感觉。

    “我不太适合,”我说。正望着窗外的表弟赶紧把他的左耳对着我。

    “工作不合适,”我又说。说了以后,才感觉说不定会伤了表弟的心。但也没办法,没有说谎的理由。只是我的话如果做了不适当的引述,跑到姑丈的耳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你觉得上班无聊吗?”表弟问。

    “不能说无聊,只是我有其它想做的事。”

    “嗯,”他说,大概明白了点。他没进一步问我,到底其它想做的事是什么。我和表弟开着嘴,静静眺望车外风景。

    上升斜坡道,房子逐渐稀疏。苍郁的巨木和浓密的树荫覆盖着地面。矮墙大院和上了漆的外国人住宅。风很沁凉,转弯后,海在车的后方,我和表弟的眼睛追逐着风景。

    我们到达医院,老人们还在絮絮琐琐说着话。有人提高了笑声,似乎其中一个老人说了好笑的事情,他的周围不时萦绕着笑声。我按了拉环旁的下车钮,示意表弟走向出口。虽然曾有几个老人不经意地将目光瞥向我们,大致上都对停车或谁要下车,完全不感兴趣。我们走下路面,听到车子的油压机械自动关门的声音。满载着老人的公车仍沿着坡道行驶,在道路的大转弯处消失了踪影。我仍然不清楚,老人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望着公车的行驶方向,表弟在我身旁以同样的姿势站着。他的左耳总是对着我,随时准备接收我可能要说的话。不习惯的话,这可以说是有点奇怪的姿势,好象我一直在被人要求着什么。

    “走吧。”说着,我拍拍表弟的肩膀。

    约诊时间到,我看着表弟走入诊疗室,搭电梯到一楼餐厅。我看玻璃柜摆的餐点样品,不怎么好吃的样子,但是肚子真的饿了,我只好点了看来比较不会难吃的烤饼咖啡组合。接过来尝一口后,咖啡的味道还可以,烤饼则实难吃。冷冷糊糊的,糖浆又太甜。我勉强将半个饼塞进喉咙后,剩下的实在吃不下去,只好把盘子推开。

    因为是平日上午,餐厅除了我,只有另外一家人。入院的父亲看来四十多岁,母亲带着两个小女孩来探病。小女孩是双胞胎,穿著同款洋装,两人都弓着身体正在喝橘子汁。父亲大概受伤或生病,不像很严重。双亲和两个孩子的脸上都浮着无聊乏味的表情。

    窗口前面有一片大草坪。草剪得很整齐,还有砂石铺成的散步道。各处都有洒水器,不停旋转着,为草地洒水。两只尾巴很长、叫声很大的马儿飞越草地上空,从视野消失。宽阔的草坪前是网球场和篮球场。网球场确实张着网,却没人打球。沿着网球场与篮球场,耸立宛如一面墙壁般的高大榉树。从枝叶之间可窥视海面。枝叶很繁密,虽然不能清楚看见水平线,却可隐约看到小小的波浪,在初夏太阳照射下,闪着眩目的光芒。

    窗子正下方是铁丝网围起来的家畜小屋。有五间小屋,可能以前饲养各种不同的动物,现在只剩下山羊和兔子。山羊一头,兔子两只。两只褐色的兔子在忙着吃草。山羊彷佛脖子很痒,不停往铁丝网的支柱摩擦。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宽阔草坪、海面、网球场、兔子、山羊、双胞胎女孩喝着橘子汁……这样的景色。这当然是错觉,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医院。草坪、海面、网球场、兔子、山羊、双胞胎女孩等等,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看过完全一样的。

    我喝着咖啡,两脚靠在面前的椅子上。闭上眼,喘一口气。闭上眼后,彷佛看到厚重的闇黑里,出现了一块疙瘩样的物质-某种白色钻石般的气体,有如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会膨胀、又会收缩。奇妙的东西。

    再张开眼,一家四人早已不见踪影,餐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点烟。我无聊时都是如此,眺望香烟的烟雾度过茫茫的时间。我吸一支烟,喝口玻璃杯里的水,再闭上眼,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残留在脑海。

    说也奇怪。我上次到医院是八年前。和这里完全不同外观的医院。那家医院也有餐厅,但从餐厅窗口只能看见一排夹竹桃。那家医院很老旧,充满雨后阴湿的味道。不致和这家医院混淆才对。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那年还发生了什么事?我努力回想,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一件都想不起来?我的脑海浮起那年,班上几张熟悉的脸孔。但也仅只如此,和发生什么事或情境,都没有直接关连。

    并不是真的失去记忆。不如说,头里面的记忆塞得太紧,不知该如何唤出来。某种控制装置激活,就把好不容易才从头里小洞爬出来的记忆,有如剪断蜥蜴般地剪成数段,变成一堆纷散的记忆断片。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我和友人沿着海岸骑车到那家老旧医院。他的女友胸腔手术入院,我们去探病。

    不是严重的手术,她的胸部天生有一条肋骨向内弯,因此进行矫正肋骨的手术。不是很紧急,只是与其等到年纪大才做手术,不如趁年轻先做。所以才利用暑假期间手术。虽然手术本身很快就完成,由于肋骨位置太接近心脏,医师嘱咐需术后观察。入院做精密检查也好。约需入院两周。

    我们共骑一辆山叶一二五CC机车去医院。去时他开,回程我开。我没有很想跟着友人去探望女友,是他拜托我无论如何一道去的。“去了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说。我和他都没有上过大医院,是什么样子没法想象。

    半路上,他在糕饼店前停下,买一盒巧克力。我一手抓着他前面腰带,一手提着巧克力盒。那天很热,我们的T恤湿透又被风吹干。如此反复好几次,有如家畜小屋的气味。友人驾着机车,一路不停大声唱歌。坐在他后面闻着他腋下的汗味,我的头快炸了。

    我们到达医院大门前,将机车停放岸边,先找树荫躺下喘口气。海滩很脏,夏季快终了,游泳人数不多。我们有十五分钟之久边吸烟边说话。我想到就是那个时候巧克力融化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巧克力。

    “不会有些奇怪?”他说,“也就是现在,像这样的光景,我们两人在这里。”

    “不奇怪。”我说。

    “我也知道并不奇怪,”他说,“但还是怪怪的。”

    “例如什么?”

    友人摇摇头。“我也不清楚,场所或时间,一定是哪里不对。”

    八年前的事,友人现在已经死了。已不在了。

    我拉开椅子站起来,走向收款机的女孩,买了咖啡点券,交给女侍后回到桌子,再度眺望着海面。第二杯咖啡送来了,咖啡杯旁附着砂糖包、一小球奶精。我撕开糖包,将砂糖倒入烟灰缸,在上面淋上奶精,搅拌烟灰,像在拌泥土。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也不清楚。不如说,时间不知不觉过去,我不知不觉做了这件事。看到烟灰缸里的砂糖、奶精、烟叶混成一团烂泥之后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常常这样,不擅压抑感情。

    我勉强平衡身体,双手拿着咖啡杯,嘴唇接触杯缘缓缓饮下咖啡。热热的咖啡从嘴唇到达喉咙,从喉咙到达食道。我确认自己身体内完全被蒙蔽的那部分。我摊开靠在桌上的双手,合上。仔细望着手表秒针从01转到60的变化。

    我不知道。

    一项项拾起检视,都不是了不起的记忆。也不十分特别。友人到医院探望女友,我跟着去,如此而已。没有更多了。没什么特别需要想的。

    她穿著蓝色的睡衣。宽松的新睡衣。胸口上印着JC。我猜想JC的意义。是JUNIORCOLLEGE或是JESUSCHRIST的缩写?后来才知JC是某个品牌。

    我们三人坐在餐厅。吸烟、喝可乐、吃冰淇淋。她喊饿,又追加热可可和甜甜圈,她似乎总是吃不够。

    “出院要变成猪了。”友人说。

    “手术恢复期,需要营养呀。”她说。

    两人说话时,我眺望着种在窗外的一排夹竹桃。一大丛夹竹桃,彷佛一座小的森林。海涛声些微可闻,扶栏被海风侵蚀剥落,天花板的老式风扇缓缓划着,打散室内的热空气。餐厅可以清楚闻到医院气味。吃的、喝的,什么东西都带医院气味。我第一次到这种老旧医院,被这气味包围着,有一种茫然悲哀的感觉。

    她的睡衣胸口附着两口袋。其中一个口袋不知为什么,别着一支原子笔。是地下铁车站商店买的,很便宜的原子笔。她打开的V字型衣领,露出她没晒到太阳的白皙胸口。我一想到那胸口的深处,有一条曾被移动过的肋骨,感到很奇妙。

    再来呢,我做了什么?我想着,喝可乐、眺望夹竹桃、想象女孩的胸骨,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事?

    我改变坐在椅上的姿势,两肘支撑着脸颊,努力挖掘脑海里的记忆底层,彷佛用尖细的刀尖剔开软木塞。

    无论我怎么想,记忆总在半途戛然停止。我的记忆里只有“她雪白的胸骨”。其它再也没有了。或许是她的胸骨带给我太强烈的印象,使记忆凝结在一点。

    那时我一直无法想象,为了矫正肋骨位置而切开身体,割开数层肌肉,露出骨头,手伸进去,调整骨头位置,缝合肌肉,然后,已缝合的肌肉又恢复成一个女孩……等等。

    她睡衣底下没有戴胸罩。她弯下身体时,我看到从V字型领口露出的平坦乳沟。我闭上眼。那时我到底该如何,我也不知道。

    平坦白皙的乳沟。

    是了,那时我们聊着跟性有关的事。友人说的,他以加油添醋的方式说着我的糗事。我曾骑机车载女孩去海边,脱了人家衣服后却什么也没做,等等失败经验。其实并没那么有趣,但他说得实在生动,我们都笑了。

    “不要惹我笑,我一笑胸部就会痛。”她笑着说。

    “哪一个部位会痛?”友人问。

    她举起手指,比着她心脏稍上方,左边的Rx房内侧。友人对着那部位不知又说了什么,惹得她又大声失笑。我也笑着点燃香烟,一边眺望着外面的风景。

    我看表,十一时四十五分。表弟还没出来。已接近午餐时间,餐厅开始人多起来。还有几个穿睡衣、头部绑绷带的人。餐厅混合着咖啡和牛排汉堡餐的味道。一个小女孩正在纠缠母亲,不知吵着要什么。

    我的记忆陷入完全的睡眠状态。四周的沙沙声,有如白色烟雾,在我眼前漂流。

    我的脑海常被单纯的事搞得很混乱。例如人为何会生病,骨头移位脱臼,耳朵里面的弯曲,某种记忆会不规则跑进脑内,人会生病,病会冒出身体,细小到眼睛看不见的小石子会跑进神经的细缝,肌肉会溶化,骨骼会松软……等等。女孩睡衣口袋里,放着一支便宜的原子笔。

    原子笔。

    我再闭上眼,深呼吸。两手指头一起抓着咖啡匙。四周沙沙声稍稍减弱。女孩手里拿着原子笔,正在纸巾的背面描绘着什么。她弯低身体描绘着,我看到白哲平坦的乳沟。

    她描绘着。原子笔的笔尖刮破柔软的餐巾纸,女孩仍忘我地不停画。半途不知该如何继续时,她就停下来,轻咬原子笔的蓝色笔套。不是很用力,没有留下齿痕的程度。

    她在画着山丘。形状复杂的山丘,像古代史教科书插画出现的那种山丘。山丘上一栋小小的房子,房子里睡着一个女人。房子四周种植茂盛的盲柳。盲柳让女人睡着。

    “盲柳是什么?”友人问。

    “某一种柳树。”她说,“沾到盲柳花粉的小蝇飞进耳朵里,让女人睡着。”

    她拿出一张新的餐巾纸,在上面画一株大的盲柳。盲柳和杜鹃一般大。虽然也开花,但是花被茂密的叶片紧紧包裹。叶片绿色,形状像一团l蜥蜴的尾巴。过于细小的叶片使盲柳不像普通柳树。

    “有香烟吗?”友人问我。我隔着桌子丢过一句短的HOPE烟和火柴盒给他。他点燃一支火柴,把那包烟丢回给我。

    “盲柳外表很小,根部却是不可思议地深。”她说明,“其实到达某种年龄后,盲柳就放弃往上生长,改为往下延伸。不停吸收地底的闇黑为养分。”

    “小蝇运送花粉到女人的耳朵,让女人睡着。”友人说,“小蝇呢?”

    “进入女人的体内,噬食她的肉。当然。”她说。

    “哇。”友人说。

    对了,那个夏天她写了关于盲柳的长诗,而且向我们说明情节。那是她唯一的暑假作业。她根据某夜的梦境,坐在床上,花了一周时间写下的长诗。友人说想拜读,她却说详细部分还没写好而婉拒。她只说明那幅画。

    为了寻访被盲柳催眠的女人,一个年轻男子攀上山丘。

    “是在说我吧,一定,”友人插嘴。她微笑,继续说明。

    他努力拨开茂盛的盲柳,往上攀爬。盲柳蔓延茂密,年轻男子是第一个爬上山丘的人。他将帽檐压得低低的,一手挥赶小蝇,瞒跚爬上斜坡的顶端。

    “结果呢?辛苦爬上小屋后,才发现女人的身体早被小蝇吃完了?”友人问。

    “某种意义而言,是的。”她答。

    “某种意义而言,肉体被噬食殆尽,某种意义而言,是一出悲剧?”

    “嗯,是吧。”她说着笑了。

    “这种残酷的故事,恐怕妳们学校的修女听了会不高兴?”他说。她念天主教会的女子高校。

    “不过,我觉得有意思。”我首次开口,“我是说情境很好。”

    她转向我,噗哧一笑。

    “哇。”友人说。

    看到表弟走出来,十二点二十分。脸上一副茫然、焦点不定的神情。手拿着白色的纸药包。从他出现餐厅门口,又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吃力走到我的桌前。他吃力地拖着失去平衡感的步伐。

    他在我面前椅子坐下,大大喘口气。

    “怎么样?”我问。

    “嗯,”表弟说。我等待他开口,他一直沉默。

    “肚子饿吗?”我试着问。

    表弟默默点头。

    “要不要在这里吃,还是搭公车到山下?”

    表弟稍微迟疑一下,环视一遍餐厅,说在这里吃好了。

    我向女侍挥手点了两份午餐定食。表弟说他口渴,也点了可乐。午餐端来之前,表弟茫然地望着窗外风景。望着海面、山毛榉、网球场、洒水器、山羊、兔子。他一直把听不见的右耳朝向我,所以我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午餐定食才送来。我虽然很想喝啤酒,医院餐厅却没供应啤酒。没办法,我只好拿一支牙签抠着指甲的软皮。隔壁桌坐一对穿戴体面的中年夫妇,吃着意大利面,一边谈着罹患肺癌的熟人。早上起来吐血痰、插管进血管等。妻子发问,丈夫回答。所谓癌症,乃是将人生方向做一种很大浓缩的病,他说。

    午餐定食是牛排汉堡餐、煎鱼、沙拉、面包卷和杯汤。我俩默默吃着,喝汤、撕面包、涂奶油,用叉子拿沙拉,以刀子切开牛排汉堡,将意大利面条滚成一团送入嘴。这期间旁边的夫妇继续癌症话题。丈夫热心提到,最近癌症病例有急速增加的趋势。

    “现在几点?”表弟问。我弯着手腕看表,吞下口里的面包。“十二点四十分。”我说。

    “十二点四十分吗?”表弟重复一遍。

    “原因不太清楚,”表弟说,“为何会听不到,找不到异常原因。”

    “哦?”我说。

    “当然,今天只是第一次。只是基本检查,进一步精密检查还不知道……好象要长期治疗。”

    我点头。

    “医师都是这样。哪里的医院都一样。找不出确实原因的时候,都把问题归到病人本身。检查了耳朵,拍摄X光片,测定反应力,测脑波,什么异样也看不出来,最后只是归诸我自己的问题。耳朵没有坏,所以一定是你本身的某种缺陷吧。一直都是这种说法。最后都怪我。”

    “可是你真的听不见呀。”我问。

    “嗯,”表弟说,“当然真的听不见,我没说谎。”

    表弟微微转头,看着我。对于自己被怀疑,好象很习惯的样子。

    我们坐在候车亭的板凳,等待回程公车。公车返回需十五分钟左右。我建议既然是下坡,不如先慢慢走下去一、两站如何。表弟说还是在这里等好了。不就是搭同一班公车吗?嗯,这么说也是。我说。附近有小店,我拿钱给表弟,请他帮我买罐装啤酒。表弟也为自己买了可乐。同样的好天气,同样约五月风吹着。闭上眼,手砰地拍一声,张开眼睛,突然想,四周会不会突然改变呢?是因为风,风附在皮肤上的存在感。一种奇异的,像被搓刀磨来磨去的感触。这么说来,是以前就有的感觉。

    “你也这样想吗?由于心理因素,使我有时听得见,有时听不见?”表弟说。

    “我不知道。”我说。

    “我也不知道。”表弟说。

    表弟玩着放在膝盖上的包药纸袋。我一口一口啜饮五百CC罐装啤酒。

    “是怎样的听不见?”我问。

    “怎么说呢,”表弟说,“好象收音机的转钮,忽然收讯不良,音波断断续续,渐渐,声音变弱,然后完全消失。不久后,音波又断断续续出现,一时又听得到。当然和正常人比起来,声音是微弱的。”

    “好象很严重。”我说。

    “你是说一边耳朵听不见?”表弟问。

    “我是说时有时无的听觉。”我回答。

    “不知道,到底哪一样比较严重?与耳朵听不见无关的一些惊奇常常变得意外严重。”

    “嗯。”我说。

    “耳朵变成这样,一定对很多事情都会大吃一惊。”

    “嗯。”我说。

    “听起来,好象我很得意?”

    “没这回事。”我说。

    表弟一边揉着纸袋,又开始思索。我把剩下三分之一啤酒倒进水沟。

    “有没有看过约翰.福特导演的电影《一将功成万骨枯》?”表弟突然问。

    “没有。”我说。

    “电视有播映,”表弟说,“满有趣的电影。”

    “嗯。”我说。

    一辆绿色的外国进口跑车疾驶出医院门口,转向右弯,往下坡驶去。跑车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车身映着阳光,像一只过度发育的甲虫般,反射夺目的光彩。我想着癌症,吸着烟。想着把人生方向做一种很大浓缩的病是怎么回事。

    “说到那部电影,”表弟说。

    “嗯。”我说。

    “一开始,有位有名的将军来到堡垒,好象是来巡察。”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话题。

    “嗯。”我说。

    “一位身经百战的少校出来迎接那将军,少校是约翰.韦恩。将军是从东部来的,对于西部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就是印第安人的事情。堡垒四周的印第安人正在叛乱。”

    “嗯。”

    “将军一到堡垒,约翰.韦恩就出来迎接,说『欢迎来到理欧格兰特堡。』-『我一路上遇到好几个印第安人,要多加留意防备。』将军说-『没问题,如果阁下还能见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经没有印第安人了。』约翰韦恩回答-正确台词我忘了,大抵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吸一口烟,吐出来。

    “如果能让大家的眼睛都看到,事情还不到最严重的地步。”我说。

    “是这样吗?”表弟说,“我不知道真正的意义。但是只要有人对我的耳朵表现同情态度,我就不由得想起电影这幕场景,『如果还能见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经没有印第安人了。』”

    我笑了。

    “很好笑吗?”表弟问。

    “好笑。”我说。表弟也笑了。

    “你喜欢看电影?”我问。

    “喜欢。”表弟说,“可是耳朵听不见时,就几乎不能看。所以没有看很多。”

    “等耳朵好了,带你去看电影。”我说。

    “好。”表弟很高兴。

    我看表。一点十七分。公车还有四分钟才到。我抬头茫然眺望天空。表弟抓着我的手腕看表面。我一直望着天空,以为四分钟过去了,再看表,其实才两分钟。

    “嘿,”表弟对我说,“要不要看我的耳朵?”

    “为什么?”我说。

    “看看嘛。”表弟说。

    “好呀。”我说。

    他面向后坐着,右侧耳朵朝向我。表弟理短发,可以清楚看见耳朵。是形状很漂亮的耳朵。整体而言稍小了一点,耳垂却很膨大。很久没有这样仔细瞧别人的耳朵了。仔细看,耳朵是一块奇妙的东西。想不到耳朵这样弯弯曲曲的,有凹陷也有凸出。为什么耳朵会长得这么奇怪?我不很清楚。也许是收集声音和防御机能的同时,自然的演化。

    在这弯曲的耳壁包围之处,竟出现一个黑色的信道。耳朵的洞穴本身是个无可比拟的东西。

    “可以啰。”我观察一遍后说道。

    表弟转过身面向前面,回到刚才板凳上的坐姿。“怎么样,有没有奇怪的地方?”他问。

    “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可疑。”我说。

    “是不是有一点点奇怪,难道没有吗?”

    “看起来十分普通的耳朵,和大家的一样。”我说。

    “喔。”他说。表弟似乎对我这样干脆的回答有几分失望。但我究竟该怎么说才好呢?不知道。

    “治疗会痛吗?”我问。

    “不会。和以前一样。”表弟说,“只有听力检查使用新的机器,后来的都没有差别。耳科到哪里都是差不多,差不多一样的医生,问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嗯。”我说。

    “同样的地方被同样不停搅弄之后,现在彷佛有磨破的感觉,好象不是自己的耳朵。”

    我眼睛瞥向手表,是公车谈到的时间。我拿出裤袋里的零钱,选了二百八十圆,交给表弟。表弟把金额重新算一遍,慎重地握在手里。

    我和表弟不再说话。看着斜坡前方闪闪发亮的海面,坐在板凳上等公车。

    我在沉默中思索,也许表弟耳朵里面有无数小蝇,小蝇在耳朵筑巢、啮食。小蝇的六只脚沾着花粉,进入耳朵,贪婪吃里面柔软的肉。即使等待公车到来这一刻,牠们仍不停钻进表弟浅粉红色的内里吸吮汁液,然后爬到脑里产卵。随着时间过去,牠们慢慢往上攀爬。没人注意到小蝇的存在,牠们的身体太细小,牠们拍翅的声音太低微。

    “二十八号,”表弟说,“是走二十八号公车,对吧?”

    斜坡右旁的大转弯处,一辆公车正向这边驶来。是熟悉的旧型公车,正面挂着“28”号牌。我从长凳站起,伸出手招呼公车驾驶。表弟打开手掌,再数一遍零钱数目。我和表弟两人并肩站着,等待公车打开车门。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5 村上春树作品 (http://cscs.zuopinj.com) 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