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

    译者:林青华

    素负盛名的"壁面艺术家"渡边开打算在我住的那幢公寓的墙壁上绘制一只巨大的蒸汽熨斗,这是去年9月底的事情。虽然我猜不出他为什么要在公寓的白墙壁上画一只蒸汽熨斗,但他终于没能完成。渡边升及其助手山口在我房间的窗户下方刚画好蒸汽熨斗的把手,脚手架突然倒塌,两人从四层高处跌落到地面,负了重伤,被送进医院去了。这一事件自有许多内幕,于我来说,对渡边升也好,山口也好,丝毫不抱同情心。虽属不幸事件,我的感想是两人的命运都是报应。不过,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交代则过于冗长,详情请参阅拙作《钢铁如何炼成——成为可恶的蒸汽熨斗的》。致歉——本文正是《钢铁……》的续篇,因出版方面的原因竟先与读者见面了。《钢铁……》收入安西水丸的《明信片》一书中,四月初出版发行。前后颠倒,特此向读者道歉——笔者言归正传,反正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我房间窗户的正下方便像司芬克斯之谜似的孤零零留下一幅只画了把手的画。身居有蒸汽熨斗把手的壁画的公寓,以致欢喜涕零,这真是件好笑料。"不过嘛,至少可作为路标,"乐观的公寓管理人自我安慰般说道,"来客冲这东西来准错不了。"

    这当然罗。若有人看不见这绘有头尾5米长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公寓,那才是奇迹呢。

    事过之后很久,我才从管理人那里得知渡边升和山口在那年的12月平安无事地出院了(好结实的家伙),带着理应完成旧作的勇气重访这幢公寓。但渡边升深思之后,放弃了任何补笔的打算。

    "整整一天,他面壁而坐,凝视着‘把手’呢!"管理人说道,"他聚精会神地看,可认真了。走时说了一句:没有必要再加画任何东西啦。"

    "没有必要再加笔啦?"我吃了一惊,反问道,"那不是熨斗的把手吗?熨斗只有粑手而不要其他,怎么熨平衬衣的皱纹呢?"

    我一想起渡边升和山口二人便觉得自己受了不可忍受的虐待。现在他们放弃了倒正好。不过说回来,渡边升只画了蒸汽熨斗的把手使丢下,倒叫人莫明其妙。

    "嗯,是想不透。"原先当过宪兵军官的管理人一边点烟卷一边说道,"搞艺术的人说的话俺也不大懂呢,毕竟是老头子啦。"

    "啊。"

    "对了,他说是‘艺术性的必然’,还有什么‘这蒸汽熨斗由于是在把手的部分中断’……‘即非合理性的陈列’……"

    "非合理性的陈列?"

    "这意思你明白了吗?"

    "不明白。"我实在摸不着头脑。

    渡边升的意思不久之后便明白了。他要表示"符号式地结束"。在《艺术新潮》2月号上,渡边升颇为满意地就《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畅述一番:"这对我说来是一个启示,在我入院的近三个月时间里,蒸汽熨斗获得了其艺术上的公民权——通过它自身的力量取得了自我同一性。蒸汽熨斗的把手实际上作了符号式的、无限的结束。我在其中看到了艺术的自律力——宇宙的惯性。(中略)我打算在墙壁上绘制蒸汽熨斗,却由于意外的事故而中断。然而正如宇宙并非蒸汽熨斗一样,蒸汽熨斗也并非宇宙。我由此懂得了一切因素都是等价的、平行的。"

    啊——!我想。确实只有"啊"可言了。不识渡边升其人的读者读了这篇文章或许会觉得佩服,我知道这位渡边升是个酒精中毒的无赖,因而丝毫没有好感。第一遍读罢目瞪口呆,第二遍读罢大笑不止。什么"符号式的结束"?"符号式的结束"是什么玩艺儿?倒是"非合理性陈列"还有点意思,哈哈哈。

    然而,即使是我这样对渡边升持偏见的人,当翻到这篇采访记的后一页、刊登《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彩页时,仍不免大吃一惊。重新细看,确实这画——超越了渡边升那毁坏了的人格——是棒。熨斗的把手像被暴力揪掉的物体的尾巴一样在空中飘浮着,细部技法的粗拙和未完成的部分反而生动地显示出一种粗犷的效果。画与其上方的窗户(即我房间的窗户)取得的平衡效果也奇佳。我不莫禁长吁一口气,差不多有10秒钟时间。回想一下,自己住在这壁画的上方,这才是第一次正眼看它。为什么那样肮脏卑劣的人——经常放屁、用手擤鼻涕糊在我的窗户上、在窗台上小便、大声哼下流歌——竟能画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我一连灌下几杯酒,然后睡去。

    骚动是在大约一周之后发生的。《焦点》、《周刊朝日》和《布尔达斯》刊登了《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大幅照片,几个著名的万能评论家卖弄地发表了不知所云的评论,吹捧渡边升。《朝日新闻》的晚刊也刊出大幅的《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并给予"近年的收获、真正的创造"的评价。美术爱好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每天都跑到公寓跟前,把照相机镜头对着我的窗户噼噼啪啪地按快门。这么一来,我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写诗可是一件极细致的作业。可是,我登在《鸽子哟!》上的连载诗却快到交稿截止日期了。等我像抱紧一块大石头那样把神经都集中到诗作上时,电话铃响了。"我是《斯哥拉》杂志编辑部,我们计划在《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上方拍人体摄影,可以让我们借用一下您的窗户吗?"一个男子的声音。我郑重地回绝了他,然后挂断电话。开玩笑!弄什么人体摄影,我不在后天以前写出诗来,饭碗都保不住。

    30分钟之后,朝日电视台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肯在他们的新闻节目中与观众见面。

    "我?"我吓了一跳,"我为什么非得出现在新闻节目里呢?"

    "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您能给全国的观众说一说您住在这幅伟大的艺术品上方的感受……"

    没有感受!我啪地扣上电话。全国的观众!我竟生起无名火来了。为什么渡边升那莫名其妙的事情总要没完没了地来烦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并没有请求渡边升"在这窗户下面画个熨斗"!渡边升(那个混帐酒精中毒者)是在走过这所公寓前面时决定画一幅蒸汽熨斗的。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想一边听亨德尔的小提琴协奏曲,一边安静地写诗,而渡边升却将这破坏殆尽。之后,《月刊书角》和《玛丽克莱》也打来电话,都是打算拍一张我站在窗边的照片,然后再接受他们的简单采访。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傍晚,《星期五》杂志打来电话,希望拍一张我穿着皱巴巴的衫衣、手攀窗沿、身子吊在外面的照片。"这是幽默摄影。幽默。"对方说道,"也就是说,光有把手可熨不成衣服……"

    "想耍弄我?混帐东西!"我大声吼道,挂断电话。我怒气难消,把手里的铅笔折成两半,咖啡杯摔到地板上,顺手抄起手边的《唱片艺术》一撕两半。为什么我要在隆冬里穿一件衫衣在四楼的窗户外悬着?简直是神经错乱。

    然而,对《星期五》大发雷霆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在第二周的《星期五》杂志上,醒目地刊出了一幅一名年轻女于正推门进入我房间的照片。虽然该女子是出版社派来取校样的打工的学生,读者却是不知道的。"不出所料——如此利用确是不失时机"——照片的旁注文字——"因为住在有名的‘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上方,竟悄俏地带女孩子到房间里了,令人艳羡不已。这名M青年是‘正在成名的诗人’,这次却以住在渡边升的名画上方而出名了……"

    真是太过分了。自两个月前与女朋友不欢而别之后,我一次也没有带过女孩子进房间。那名取校样的女学生因赶着送回去,茶也没喝,只待了五分钟。我立即打电话到《星期五》编辑部,要求对方更正并道歉,对方却不屑理睬。同住这一幢公寓的人对此自然就冷眼相待了。一向热络的鱼店老板娘也不再打招呼了。小学生不肯和我同乘电梯。时不时有骚扰电话打来,连邮件也被涂上狗屎。

    "你呀,还年轻,在所难免,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话……"公寓的管理人来到我房间里说道。

    "控制!"我火冒三丈,"我要控制什么?!"

    "哎、哎,你别冲动。这也不算指责什么。我年轻时不也是这样玩过来的吗?那时候在上海……"

    "我管你在上海还是在哪里!"我"砰"地关上门。真要被逼疯了,还扯上上海!一名自称是照片上的女学生的哥哥的人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他的妹妹也不去打工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还问是怎么一回事儿。这种问题问我也是毫无用处。

    "这事很抱歉,不过我没有办法。"我答道。

    "‘没有办法’?喂,她可是没结婚的姑娘啊,你知道什么叫‘责任’吗?"

    "那你想怎么办?"

    "我不是不知道怎么办才打电话给你吗?!"对方说道。

    这个电话磨了一个小时,以对骂告终。我照照洗手间的镜子,瘦得双颊下陷,这样子更写不出诗来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混蛋渡边升。他要是不冒出来的话,这些倒霉事根本就不会有。我给《鸽子哟!》编辑部挂电话,说明推迟交稿的原因。

    "啊……是嘛,"责任编辑打着呵欠说道,"那可是件大事情啊。你那儿确实不是写诗的环境。"

    "你肯定会这么看的。"我赶紧说道。

    "不过不要紧嘛,包在我们身上啦。这事情一定干得漂漂亮亮的,本社干这种事最拿手啦。"

    "怎么回事?"

    "你读读明天的晨报就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6时不到我就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报纸。我要找的新闻出现在社会头条:渡边升负重伤制作壁画时手架倒塌以壁画艺术而闻名的渡边升(43岁)于12日下午1时15分左右,在稚内市某酒店的壁面上制作壁画时,脚手架倒塌,从17米高处摔下,右脚和肋骨骨折,由于伤势严重,估计需卧床四个月。他的助手山口昌弘(31岁)头部撞伤,现住院接受检查。渡边和山口于去年9月也曾发生同样的事故,到去年年底刚出院不久。主治医师说道:"幸好是跌落在道边堆积的积雪之中了。"(中略)事故前渡边升刚好画完15米长的焊钳的柄部。

    "不出所料!"我想。这样一来,新作《中断的焊钳柄》就完成了。还得在医院里待上好一阵子的渡边升和山口虽然很可怜,但原因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只好忍着点儿了。此外,如果这期间内,绘制中的画出现"符号性收敛"的话,渡边升还不能说是费力不讨好吧。由于有轰动性的新作完成,人们的注意力便转向稚内市的《中断的焊钳柄》,我窗下的《中断的萎汽熨斗把手》一下子冷清起来了。窗下几乎再难找到脖子上上吊着照相机的人,杂志要求采访的电话也绝迹了。平静的生活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一边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一边伏在桌上写诗。没有谁再来妨碍我了。

    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人们已彻底忘掉《星期五》上刊登的照片,鱼店老板娘又跟我打招呼了。只有公寓的管理人像腺病体质的大象似的,总是抓住这段记忆,有时在走廊相遇,还絮絮叨叨地搭话:"不过,年轻总是一件好事呀。"我对此概不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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