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镇,她的绵羊

    扎幌开始下今年第一场雪。雨变成雪,雪又变成雨。在扎幌,雪并非那么罗曼蒂克的东西,总的说来像名声不怎么好的坏亲戚。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离开东京时只穿一件T恤。从羽田乘上747,还没听完随身听的九十分钟磁带,我便已置身雪中了。

    “就这个样子。”我的朋友说,“年年这个时节下第一场雪,冬天随后跟进。”

    “真叫冷啊!”

    “真正的冬天更冷,冷得不得了、不得了的。”

    我们的在神户附近一个小小的、安安静静的小城里长大的。两家相距五十来米,初中高中都同校。一起旅行,幽会也是两对一起。一次两人喝得大醉,从出租车里滚下来。高中毕业,我上了东京一所大学,他考去了北海道。我和东京出生的同班同学结了婚,他和小樽出生的同班同学结了婚。所谓人生便是这么个东西,一如植物种子被不期而至的风吹走,我们在偶然的大地上彷徨。

    假如他上东京的大学,我考去北海道,那么无须说,我们的人生势必截然不同。有可能我在扎幌的旅行分社工作,满世界跑来跑去,他在东京当作家。由于“偶然”这个母亲的引导,我写小说,他在旅行分社工作。而且,猎户星至今星光灿烂。

    他有个六岁的儿子,月票夹里总有三张照片;在圆山动物园同羊玩耍的小北斗,一身七五三衣服的小北斗,乘坐游乐园火箭的小北斗。我将照片分别看了三次,交还给他,然后喝生啤,抓吃冰一样的冻桂鱼片。

    “对了,P怎么样了?”

    “春风得意。”他答道,“近来在路上一下子碰上了,说和老婆离了婚,跟一个年轻女孩在一起。”

    “Q如何?”

    “做广告代理,广告词写得一塌糊涂。”

    “这可想而知。”

    如此不一而足。

    我们付罢账,走到门外。雪仍下得沸沸扬扬。

    “怎样,最近回神户了?”我问。

    “哪里,”他摇摇头,“太远了。你呢?”

    “没回去,也没有想回去的心情。”

    “呃。”

    “大概变化不大吧。”

    “唔。”

    在扎幌街头晃晃悠悠走了不到十分种,我们的话题就搜刮一空。我返回宾馆,他回三居市公寓。

    “啊,保重吧。”

    “恩,你也保重。”

    切换机“咔嚓”一声。几天后我们将再次在各自不同的路上行进。明天我们就将在相距五百公里的两座城市向各自的无聊继续没有目标的战斗。

    宾馆的电视正在播放地方台的节目。我鞋也没脱就倒在床罩上,一边把通过客房服务要来的熏桂鱼三明治用凉啤酒冲到喉咙深处,一边半看不看地看着荧屏。

    荧屏正中形影相吊地站着一个身着藏青色连衣裙的女孩。摄影机以食肉动物般执拗的视线一动不动地捉住她静止的腰部以上,既不变换角度,又不前移不后退,感觉上就好像前些年的新浪潮派的电影。

    “我在R镇政府宣传科工作。”她说,那口音多少带有地方味儿,而且紧张得发颤,“R镇是个人口七千五百的小镇,没什么名气,诸位或许不知道。”

    “遗憾。”我说。

    “镇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和乳畜业。其核心无论怎么说都是水稻种植,但近年来伴随着减产政策的推行,正在急速向小麦和近郊蔬菜种植转变。此外,离镇稍远些的地方有个镇营农场,那里饲养着约两百头牛和一百匹马,以及一百只绵羊。眼下镇正在扩大畜产业,再过三年,这个数字将大幅度增加。”

    她长得不漂亮,二十岁左右,架一副金属框眼镜,嘴角浮现出俨然出故障的电冰箱似的僵挺的微笑。然而她很迷人。新浪潮派的摄影机将她最动人的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摄影机前讲上十分种,世界有可能变得远为令人销魂,我觉得。

    “明治中期,流经R镇附近的R河中发现了砂金,出现过一阵淘金热。但砂金采完淘金热也过去了,唯有几处窝棚的遗址和翻山越岭的小道令人回忆起当时的光景。”

    我嚼着最后一片熏桂鱼三明治,一口喝干啤酒。

    “镇……呃……镇的人口几年前超过一万,后来由于弃农外出,人口显著减少。年轻人流往都市已经成为问题,我的同学也有一半多离开了这个镇。当然,也有人坚持了下来。”

    她好像在窥视映出未来的镜子似的紧盯住摄影机,嘴里说个不停。她的眼睛通过电视机显象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从电冰箱里拿出第二罐啤酒,扯掉易拉环喝了一口。

    她的镇。

    我可以想像她的镇的景象。一天只停八趟列车的火车站,有火炉的候车室,冷飕飕的小交通岛,字迹残缺得有一半读不出的镇导游图,万寿菊花坛和路两旁的欧洲花楸树,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脏兮兮的白狗,宽阔得近乎空荡荡的路面,招募自卫队员的宣传画,三层高的杂货商店,学生服和头痛药的广告牌,一家小旅馆,农业联合会和林业中心和畜产业振兴会的办公楼,一根烟囱孤零零地直冲灰色天空的澡堂。从大街尽头往左再拐过两条马路的地方坐落着镇政府,她坐在宣传科里。小小的,没有情调的镇。一年中有近一半时间被雪覆盖。她为这个镇不停地写公告稿:某月某日配发绵羊消毒剂,需要者请于某月某日前在指定的申请表上登记……

    在扎幌这家宾馆的小房间里,我同她的人生不期而遇了。但其间欠缺什么。在这宾馆的床上,时间简直就像租来的西服,无法同身体正相吻合。钝钝的柴刀剁着我脚下的绳子,一旦绳子断裂,我就将永无归宿。我为此而惶恐不安。

    不,绳子当然不会断,不会。喝多了啤酒想入非非罢了。也可能是窗外飘舞的雪花所使然。我顺着脚下的绳子爬回现实那黑暗的翅膀下。我的街,她的羊。

    当她的绵羊们把高质量的消毒剂拿到手的时候,我大概正在我的街上为我的绵羊做越冬准备。囤积干草,往罐里倒灯油,修理窗框以对付暴风雪。冬天正在步步逼近。

    “这是我的镇,”她继续下文,“虽说镇又小又无特色可言,但毕竟是我的镇。如有机会,请来镇上看看,也许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

    随即,她的身影从荧屏上消失了。

    我按了一下枕边的开关,把电视关掉,一边继续喝着啤酒,一边考虑是否去她的镇看看。有可能她会为我做点什么,然而归根结蒂,我恐怕不至于去她的镇,我已经丢弃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外面依然在下雪。一百只绵羊在黑暗中紧闭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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