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五反田和我乘上他的“奔驰”,到麻布后街一间酒吧喝酒。我们拣柜台尽头处的位置坐下,喝了几杯鸡尾酒。五反田看来酒量蛮大,怎么喝都全然没有醉意,语调也好表情也好毫无变化。他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他讲了电视台的庸俗无聊,讲了节目主持人的愚不可及,讲了演员们令人作呕般的低级趣味,讲了新闻专题中评论家的信口雌黄。讲得妙趣横生,语言生动,独具慧眼。

    之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情况,问我这以前的所作所为。于是我简明扼要他讲了一遍,讲了大学毕业后开事务所做广告当编辑,讲了结婚与离婚,讲了正当工作顺利时因故离职而眼下当自由撰稿人,讲了钱虽不多却无暇使用……如此概略地讲来,一切都似乎风平浪静,不像我自己的人生。

    这时间里,酒吧渐渐人多起来,谈话变得不大方便。有人鬼鬼祟祟地看他的脸。“到我家去吧,”说着,五反田站起身来,“就在这附近,谁也没有,有酒。”

    他的公寓从酒吧转过两三个拐角就是。他告诉“奔驰”司机可以回去了。公寓派头十足,连电梯都是两部,有一个需有专用钥匙。

    “公寓是离婚后被撵出家门时事务所给买的。”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有名的电影演员,被老婆轰出家门后身无分文地住在廉价宿舍里很是不妙,有损形象。当然租金由我出,形式上是事务所借给我的,而租金从经费里扣,何乐不为!”

    他的房间在最顶层。客厅宽宽大大,起居室两个,有厨房,有阳台。从阳台望去,东京塔历历在目。家具格调不错,简洁明快,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客厅是木地板,上面铺着好几张波斯地毯,花纹都很别致。沙发很大,软硬适中。几盆大型观叶植物配置得赏心悦目。天花棚垂下的枝形灯和桌子上的座灯,一派意大利式现代风格。饰物不多,只有酒柜上面摆着几枚俨然中国明代的瓷盘。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大概是登门女佣每天来给打扫一次。茶几上放着《GQ》和建筑方面的杂志。

    “好房间。”我说。

    “用来摄影都可以吧?”

    “有那种感觉。”我再次环视房间说道。

    “请室内装饰专家设计起来,都是这个样式。简直成了摄影棚,照起相来倒不错。我时不时地敲敲墙壁,真怀疑是纸扎成的。没有生活气息,徒具其表。”

    “那,你来创造生活气息不就行了!”

    “问题是没有生活。”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拿一张唱片放在B&O唱机上,落下唱针。音箱里传出亲切的JBL唱片公司的P88。JBL是神经质的斯坦迪奥-莫尼坦尚未将其歌声撒向世界、音箱声响仍保持原声那一时代制造的精品。他放的这张是博普-库巴的旧唱片。

    “不喝点什么?什么好些?”他问。

    “什么都无所谓。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他走去厨房,拿来几瓶伏特加和汽水,一个装满冰的小桶,还有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个切开的柠檬。于是我们一边欣赏美国西海岸地区冷峻而清冽的爵士乐,一边喝着放有柠檬片的汽水伏特加。我暗自思忖,这里的生活气息的确稀薄——不是说一定缺少什么,只是觉得稀薄。虽说稀薄,但并无拘谨之感,关键是想法问题。对我来说,倒是个十分坦然的房间。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心情愉快地喝着伏特加。

    “有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五反田把酒杯举过头,边说边隔着酒杯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如果想当医生也能当上,上大学时还选修了教职课,也算挤进了上流社会。但结果无非如此,无非是这种生活,莫名其妙。本来眼前排列着很多张牌,选任何一张都可以,选任何一张我想都能打得漂亮,我有这个信心。结果反而没有选择。”

    “我还没看见过什么牌。”我老实告诉他。他眯起眼睛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大概以为我开玩笑。

    他又斟了杯酒,把柠檬用力一挤,之后将皮扔到垃圾桶里。“连结婚都是水到渠成。我和她一起演电影,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曾在外景地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借车兜风。影片拍完后还约会了好几次。周围人都以为我俩天造地设,肯定结婚无疑。实际上也随波逐流似的结了婚。也许你不明白,干我们这行其实活动范围很小,和在胡同尽头的简易长棚里生活没什么两样。一旦形成什么波流,便带有不容抗拒的现实性。不过,我倒是真心喜欢她。在我前半生搞到手的东西里面,那孩子是最地道的一个,婚后我认识到了这点,一心想把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但是不行。我越是想选择对象,对象越是挣脱跑掉,无论是她还是角色。如果对方找上门,我会处理得无与伦比;但若我主动追求,则肯定从手指间溜之乎也。”

    我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示。

    “不是我想得悲观。”他说,“我还在对她恋恋不舍,如此而已。我时常这样想:我不当演员,她也辞去,两人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该有多好!不要高级公寓,不要‘奔驰’,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个平凡的工作,有个平凡的小家,就再好不过了。也想要个孩子。下班路上同朋友去酒店喝点酒,发发牢骚,回到家里有她。用工资买辆西比克或‘雄狮’——就是这样的生活,细想起来我希望的不外乎这么一种生活。只要有她就行。但是不成。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她家里人都在指望她。她母亲是典型的幕后人物,父亲见钱眼开,哥哥搞什么管理,弟弟经常惹是生非,要用钱来收场,妹妹是个正走红的歌手。根本不容脱身。况且她从三四岁开始便被灌输了这种价值观。她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当小演员,一直在被限定的形象中生活,同你我截然不同,不理解现实世界为何物。不过她心地纯洁,清新高雅,我懂得这点。但就是不行,无法挽回。嗯,知道吗?上个月我同她睡来着。”

    “离婚以后?”

    “是的。觉得反常?”

    “也没什么太反常。”我说。

    “到这房间里来的。为什么来不知道。事先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来玩,我说当然可以。两人仍像过去那样喝酒聊天,并且睡了。好极了。她说她还喜欢我,我说那就言归于好该有多妙,她一声没吭,只是含笑听着。我讲起平平凡凡的家庭生活,如刚才跟你说过的一样。她仍然含笑听着,其实恐怕什么也没听进去,压根儿就没听。无论怎么说都无动于衷,对牛弹琴。她只是寂寞得想找个人抱一抱,而又恰好找到我头上而已。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她同你同我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寂寞,对她来说不过是需要由别人化解的情绪,只消有个人给化解就行,就万事皆休,然后便哪里也不去了。可我不是这样。”

    唱片转罢,代之以沉默。他提起唱针,沉吟片刻。

    “喂,不叫个女郎来?”五反田问。

    “我无所谓,随你的便。”我说。

    “花钱买过女人?”

    “没有。”

    “为什么?”

    “想不到。”

    五反田耸耸肩,稍微想了一下,“今晚你就陪陪我,”他说,“叫和喜喜来过的那个女孩儿来,说不定能知道她一点什么。”

    “随你。”我说,“恐怕不至于经费里开销吧?”

    他边笑边往杯里放冰块。“你也许不相信,还真的是从经费里出。就是这么一种体系。那俱乐部的招牌是宴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收据。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困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说。

    等待女孩儿的时间里,我蓦地想起喜喜那对形状绝佳的耳朵,问五反田看过没有。

    “耳朵?”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没有,没看过。也许看过,记不得了。耳朵怎么?”

    我说没什么。

    12点刚过,两个女孩儿来了。一个就是五反田称之为“雍容华贵”的那个同喜喜搭过伴儿的女孩儿。“雍容华贵”在她身上的确当之无愧。看上去就像曾在某处不期而遇,尽管当时未打招呼却又觉得一见如故。就是说,她属于唤起男性永恒之梦那种类型的女孩儿,不假修饰,清逸脱俗。束腰的双排扣大衣里面是一件绿色开司米毛衣,下面是一件极为普通的毛料西裙。首饰只有一对不事雕琢的小耳环。俨然举止得体的四年级女大学生。

    另一个女孩儿一身冷色连衣裙,戴眼镜。我以为妓女不至于戴什么眼镜,居然真有戴的,她虽算不得雍容华贵,但也甚是妩媚。四肢苗条,被太阳晒得恰到好处。她说上周一直在关岛游泳来着。头发很短,用发卡归拢得齐齐整整。戴着一副银手镯。动作干脆利落,肌肤滑润光洁,如肉食动物那样绷得紧紧的,显得健美而洒脱。

    看见这两个女孩儿,我不由想起高中班上的同学来。程度固然不同,但每个班级都至少有一两个这种类型的女生。一种容貌漂亮,娴静优雅,一种生机勃勃,魅力四溢。看这气氛,很像同窗联谊会——就像同窗会开完之后,同几个合得来的同学找个轻松随便的地方一起喝第二次酒。这未免想入非非,但的确有这种感觉。五反田看上去也似乎品味出了轻松的意味。他以前可能同两个人都睡过,相互不见外地打着招呼:“噢——”“还好?”然后把我介绍给两人,说我是他初中同学,舞文弄墨为生。女孩儿们笑着说声请多关照,那笑容像是在告诉我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见到这类微笑的。我便也寒暄一句。

    我们或坐地毯或歪在沙发上,喝着对汽水的白兰地,一边说笑一边听杰克逊-希克和阿兰-帕森茨的唱片,气氛十分融洽。我和五反田沉浸在这气氛里,两个女孩儿也似乎其乐陶陶。五反田为戴眼镜的女孩儿表演如何装扮牙医。表演得确实好,比真牙医还像牙医,真乃天赋所使然。

    五反田坐在戴眼镜的女孩儿身边,向她小声说着什么,对方不时嗤嗤直笑。不一会,雍容华贵的女孩儿轻轻偎依着我的肩膀,拉起我的手。她身上发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味儿,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我不由再次觉得像是参加同窗会,对方仿佛在对我嘤嘤低语:那时候不好说出口,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为什么你不跟我约会呢——一场男孩儿的梦,无尽的遐想。我搂住她的肩。她默默闭起眼睛,用鼻尖在我耳下探来探去,随后吻在我的脖颈上,柔柔地吸了一口。等我注意时,五反田和另一个女孩儿已经不见,大概是到卧室里去了。她问我能否把灯调暗一点,我便关掉壁灯,只留一盏小型台灯。再注意一听,唱片已经换成鲍勃-迪伦唱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怜的宝贝儿》。

    “给我慢慢脱掉。”她在我耳畔低声说道。于是我为她轻手轻脚地脱去毛衣、裙子、衬衫、长统袜。我条件反射地想把脱去的东西整齐叠好,但转念一想无此必要,旋即作罢。她也为我脱衣服:阿尔玛尼领带、深蓝色牛仔裤、半袖衫,然后在我面前立起只剩得圆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裤的裸体,笑盈盈地问道:

    “怎样?”

    “好极了!”我说。她有一个十分好看的身子。匀称动人,充满活力,通体光洁,富有性感。

    “怎么个好法?”她问,“说得具体些。要是说得确切,我让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高中时代。”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不可思议似的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挺独特的。”

    “答得差劲儿吧?”

    “正相反。”说罢,来到我身旁。我放松身体,任由她处置。

    “不坏吧?”她在我耳边悄声问道。

    “不坏。”我说。

    那动作像美好的音乐一样抚慰心灵,按摩肉体,麻痹对时间的感觉。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浓缩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的谐调,只是一定形式下的尽善尽美的信息传导,而且是从经费里报销。“不坏。”——我说。鲍勃-迪伦在唱着什么。唱什么来着?《大雨将至》!我轻轻地搂过她,她顺从地钻进我的怀里。一边欣赏迪伦一边用经费搂抱雍容华贵的少女,这在我总觉得有点非同寻常,在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这不过是一种图像,我想,只要一按开关就会全部消失。一种轻松的性场面,一种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儿,一种柔软肌肤的感触和炽热的喘息。

    她问我舞什么文弄什么墨,我把工作的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她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说这要看写什么,并说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说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接着笑着提议:两人再来一次扫雪。我们便又在地毯上云雨一番。这次做得十分简单而缓慢。但无论采取怎样简单的形式,她都晓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很纳闷。

    之后,两人并排躺在又长又宽的浴糟里,我开始向她探听喜喜的事。

    “喜喜,”她说,“好熟悉的名字,你认识喜喜?”

    我点点头。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叹息一声:“她已经不见了,突然失踪了。我们俩,相当要好来着,时常一起出去买东西、喝酒。可她竟不辞而别,一下子无影无踪,在一两个月前。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干我们这行的,用不着提交什么辞职申请,不乐意干悄悄离开就是,只是她的离去叫人遗憾,我同她很合得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不是当女童子军。你和喜喜睡过?”

    “过去一起生活来着,大约4年前。”

    “4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4年前我还是个乖乖听话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见上喜喜一面?”我问。

    “难呐!真的不晓得她去了哪里。刚才说过,只是失踪不见了,就像被墙壁吸进去似的。什么线索也没有,想找怕也没法找到。咦,你至今还喜欢喜喜?”

    我在水中缓缓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还喜欢喜喜不成?

    “说不清楚。不过想见她倒与这个无关,只是非要见她不可。我总是觉得喜喜想要见我,总是在梦里见到她。”

    “奇怪,”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时常梦见喜喜。”

    “什么梦?”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尔一笑。她说想要喝酒,我们便返回客厅,坐在地板上听音乐、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搂着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个女孩儿大概睡了,一次也没从里边出来。

    “嗳,也许你不信,我觉得现在和你这样很开心,真的。这跟应付事务呀逢场做戏什么的不相干,开心就是开心,不骗你。肯信吗?”她说。

    “信。”我说,“我现在也开心得很,轻松得很,就像开同窗会似的。”

    “你是有点特别!”

    “喜喜的事,”我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摇了摇头:“我们之间,几乎不谈这个。大家的名字都是随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个女孩儿叫玛咪,都是两个字。至于个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听,出于礼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大家关系很好,一团和气,搭伴儿出去游玩。但这不是现实,不是。根本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们没有现实生活,怎么说呢,有的只是一种幻觉,空中飘浮的幻觉,轻飘飘的。名字无非是幻觉的代号。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对方的幻觉。这个,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们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做这事不仅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也是一种快乐。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客人品质可靠,并且都会使我们享受到快乐,我们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觉中。”

    “快乐的扫雪工。”

    “对,快乐的扫雪工。”说着,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

    “咪咪,”我说,“过去我真认识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儿,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家,在我事务所旁边一家牙科医院当传达员来着。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长得有点黑,又瘦,倒是个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对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4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又一个奇妙的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6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半袖衫。4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7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儿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正经经的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儿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尽管程度有别——的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儿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茶色“奔驰”,把我送回涩谷公寓。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儿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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