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节

    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项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广告杂志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济于事,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满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准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2点半打电话来要求6点以前写出20页400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手表的特长,关于30~40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5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6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觉得大约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被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终于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广告杂志,一般性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妇女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广告杂志,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出于杂志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出界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17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管理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儿如果离开管理人,10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驾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顺序上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是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甚至无聊的——如果可能的话——事务处理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雄狮”。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子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儿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之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儿。同她是在年末一个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雄狮”,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困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至于不能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一种久违了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辄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日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惟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刻,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二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Rx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4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34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劈头盖脑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儿。因为喜喜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1983年3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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