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节

    接到她那张月球明信片一个星期后,我要到函馆出公差。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从我的角度又很难对工作挑三拣四。况且轮到我头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无甚兹别,幸也罢不幸也罢,一般来说越是接触事物的边缘,其质的差别越是难以分辨。如同频率一样,一旦过了某一点,就很难听出相邻的两个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清楚,自然也就无须听了。

    这次公差的内容,是为一家妇女杂志调查介绍函馆美食店。我和摄影师两人去,转几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摄影,预计占5页篇幅。妇女杂志这类刊物总需要这方面的报道,也就必须有人去写。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总得有人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积雪清扫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合开过一间事务所,因故停业后,半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间,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离婚;死别,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见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当这一切终结之时,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静寂之中。一种久无人居的特有氛围充满房间,几乎令人窒息。我一动不动地蟋缩在这房间里,除非购买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在闯无人息的黎明时间里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开始在街上出现,便返回房间倒头睡大觉。

    傍晚醒来,简单做点东西吃下,再给猫喂点食物。吃罢饭,便坐在地板上,反复回顾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并加以归纳整理。或编排序号,或对其中可能存在过的选择填空式试题分门别类,或就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然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来彷徨,踽踽独行。

    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1979年1月到6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还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放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她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同胞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1973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5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它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死的好处即在这里。

    我将猫的尸骸装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放到汽车后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锹。而后打开久违了的收音机,边听电子音乐边向西驶去。音乐大多不值一提,弗里特伍德-麦克、阿巴、梅里莎-曼彻斯特、比-基斯、KC与阳光乐队、唐娜-萨默、雄鹰、波士顿、“海军上尉”、约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罗杰斯……这样的音乐如同泡沫,漂浮几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费的音乐垃圾,不过是为了搜刮年轻娃娃们的腰包罢了。

    但转而我还是不由悲从中来。

    时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着方向盘,试图记起我们青少年时代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几支无聊乐曲。西纳特拉——噢,这家伙糟糕极了。门格斯也一塌糊涂。就连爱尔维斯也整天价大唱那些百无聊赖的东西。还有个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丽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费彼安、波比-赖迪尔、阿艾特,当然还有“赫曼隐士”,统统是灾难。接下去便是层出不穷的枯燥乏味的英国乐队,个个长发披肩,一色奇装异服。还能想起几多?哈尼卡穆兹、戴夫-克拉克、盖里和韵律创造者、弗莱迪和梦想者……数不胜数。使人想起僵尸的杰弗逊飞机,一听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汤姆-琼斯及其丑角勃特-亨柏迪格,无论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广告音乐的哈布-阿尔帕托和蒂芙娜-布维斯,假惺惺的西蒙-加丰凯尔,神经兮兮的杰克逊五兄弟。

    统统一路货色。

    一切都一成不变。任何时候、任何年月、任何时代,事物的发展方式都如出一辙。变的只是年号,只是交椅上的面孔。这种无聊至极的破烂音乐哪个时代都存在过,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

    如此陷入沉思的时间里,我已驱车跑出很远。途中我打开“滚石”的《褐色砂糖》。听得我不由一阵欣喜,这才是正经音乐,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会,终于未能算准。不过这无所谓,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没有关系,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虑这些呢?

    差不多车到深山的时候,我驶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适当的树林,准备葬猫。在树林深处,我用锹挖了一个1米来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纸袋里的“沙丁鱼”投进坑内,往上压土。我对“沙丁鱼”最后说道:对不起,我这算尽了你我相应的情分了!埋坑时间里,一只小鸟不知在哪里一直叫个不止,那音阶竟如长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后,我把锹扔进车后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边听音乐边朝东京方向疾驰。

    这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倾听音乐。

    收音机里传出罗德和丁-盖格尔斯乐队的乐曲。之后播音员说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尔斯的《小艇慢慢划》。歌曲哀怨凄婉。“我出生以来便一直失去,”查尔斯唱道,“现在即将失去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停进路旁休息场,进饭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进卫生间把沾在手上的土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两杯咖啡。

    那猫现在如何呢?我想,那里该是漆黑一团吧?我记起上块碰击西友商店纸袋的声音,不过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我坐在饭店里呆呆地盯视着装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个小时。刚盯到一小时,一个身穿紫色制服的女特走来,客气地问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点点头。

    好了,我想,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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